①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澧育兰花。”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岳麓书院的一幅对联。“惟楚有材”，典出《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上句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之会所。
下句出自屈原的《楚辞》“沅有芷兮澧有兰。”本指生于沅澧两岸的芳草，后用以比喻高洁的人或事物，在这里指岳麓书院出了很多高洁的人才。
② 打开惟楚有材时显示加载内核是什么原因
摘要 首先核实以下信息：
③ 惟楚有才为什么在湖南
“惟楚有材”意指楚地出人才，常用于湖南湖北地区。湖南作为楚国故地，历来自称楚地。“惟楚有材”以湖南省长沙岳麓书院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闻名于世。湖南从古以来，一直都是生产人才的地方，湖南的教育一直处于比较强大的地位，每年金榜题名的学子数不胜数。
坐落于湘江西岸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是我国历史上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始创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其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亦有“千年学府”之誉。
但凡去过长沙的文朋诗友们，大都会到岳麓书院去转转，沾沾先贤的灵气。走进岳麓书院，首先印入人们眼帘的，就是书院大门上的那副着名对联。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副集句联：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后此句演变为成语“楚材晋用”，沿用至今。下联语出《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④ 惟楚有材，“楚”指湖北还是湖南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之畔的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幅对联，是清嘉庆年间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袁名曜所提，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语出《论语·泰伯》，全联的意思或可理解为：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而岳麓书院更是英才齐聚的地方。因为岳麓书院的这个对联，大家容易误认为楚国便是现在的湖南。
所以总的来说，楚国主要是指的湖北地区，但是这个“惟楚有才”的“楚”字不能单独理解为某一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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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详尽解释
意思是只有楚地人才众多，而在岳麓书院尤为兴盛。长期来，三湘学子常常以此联语引为自豪，以为这千年学府人才辈出，足以睥睨自顾。
这副对联据说是清代嘉庆年间当时岳麓书院的院长， 叫袁名曜，他从《左传》里面集了这个上联，惟楚有材，但《左传》里头是“ 虽楚有才，尽晋实时用之”，就是成语“楚才晋用”的出处，改了一个字，改成了惟楚 有才；下联呢，是当时岳麓书院的一个学生，叫做张中阶，他答上来的，它是《论语》 里头的，叫做“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取了后四个字，然后构成了这一幅岳麓书院的 门联，意境非常深远，气势非常豪迈，
⑦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楚国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这里人才鼎盛。惟，语助词，没有意义。这句相当于“楚有才”，“惟”并不是简单的和“唯”对应的。至于“斯”，是这里的意思。
其中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意指楚地出人才。常用于湖南湖北地区。以湖南省长沙市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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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斯”，是这里的意思
清嘉庆十七至二十二年（1812-1817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 ”嘱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这幅名联就此撰成。
1655年，林天擎到武昌府学（今武昌解放路西，大成路北）祭孔，诸生向他反映，武昌府学为鄂省乡学之冠，但校舍破败不堪。
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 自林天擎后，武昌府学“嗣是代有修葺”，而且重视培养“楚材”的文字屡见于湖北方志。1732年，湖北巡抚王士俊说“楚材号天下久矣”，并希望“从此楚材辈出”。
⑧ 唯楚有才，是说湖南还是湖北again
是说湖北，其实质是指楚文化博大精深，并未指哪里人。楚文化的核心在湖北，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荆州（所谓荆楚大地）。湖南的北部当时属于楚国辖地。
唯楚有才的正真出处，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惟楚有才”。这个描述的故事，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可以推断出，唯楚有才说的是何地。当然，这个“惟”（亦作“唯”），是个语气助词，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湖南一直牵强的认为唯楚有才说的是湖南呢？他们的有一段故事，说清嘉庆年间，袁名曜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题大门联，袁以“惟楚有材 ”嘱诸生应对。正沉思未就，明经（贡生的尊称）张中阶至，众人语之，张应声对曰：“于斯为盛”。这幅名联和故事就此撰成。也成为了湖南认为说的是自己的最终的证据，。
但是这个故事实际上在描述的时候，一般在前面会加上：“相传”或者“据说”，那么实际情况就不可考证了，显然是占不住脚的。史学界一般认为这个是湖南人自己杜撰的。
因为在湖北武汉武昌中学的匾额上，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挂了惟楚有材的匾额，岳麓书院正式的悬挂这个匾额的时间，是湖南大学在1984年悬挂的。当然，他们在选正时，也并没有想到被一所中学所用。我看到有的地方湖南人留言说由于湖南出的顶尖人才比湖北多，所以。。。。。这个是贻笑大方的。先不说其说法的准确性，光基本常识和历史常识都是不具备的。
所以，关于惟楚有材社会上有几个关键性的错误有待纠正：
1-惟，并不代表唯一，所以，大可不必认为是古人在贬低别的地方的人。古人没有现代人无聊。
2-这句话说的显然不是湖南
3-惟楚有材，跟湖南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岳麓书院和他的关系也是没有的。至于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的关系，大家自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4-这句话，不适合炒作，那个地方炒作的多，那个地方的人，显然很浮躁。
⑨ 惟楚有材是哪个省
惟楚有材是湖南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之畔的岳麓书院门前的一副对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原句是：“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即楚材晋用的典故，后世指荆楚之地多人才之意。
湖南作为楚国故地，历来自称楚地。古长沙国为楚国文化的继承，以湖南为政治中心也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楚。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为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本为孔子盛赞周武王时期人才鼎盛局面。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
⑩ 是“惟楚有材”还是“惟楚有才”还是两个都行
“惟楚有材”辩说
邵学海先生所撰《“惟楚有材”考略》 一文，认为“惟楚有材”作为具有独立陈述意义的文学语言，首次出现是在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所撰《武昌府学重修记》中，时间是清顺治年间（1655年前后）。“惟楚有材”的“‘着作权’应归17世纪中叶的抚台大人林公所有”。
本文将说明，《考略》的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早于林天擎约359年的元朝初年，“惟楚有材”一词就已经出现在了文人诗篇之中。从元至清初，“惟楚有材”一直被沿用着，尽管似乎不是很普及，但人们还是接受了这个有点“高傲”的名词。“惟楚有材”于清雍正年间正式成为“官方”用语，并在干隆时期得到广泛传播。为“惟楚有材”一词奠定成熟基础的是明代万历年间以湖北文学家为主的作家群体。与此相应的，本文将把作为文学语言的“惟楚有材”，与具有史学意义的“惟楚有材”区分开来。
一、 惟楚有材实多贤
“惟楚有材”虽然是相对较晚出现的文学语言，但类似的观念却在历代文人的创作中一再得到表现。唐代诗人赵冬曦《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 中，就有“道合殷为砺，时行楚有材”的句子。宋代文豪王安石也写道：“方今河南治，复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酃渌多美酒。”
“楚材”是诗文中很常见的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表述，仅在唐代诗人笔下，就有“楚材择杞梓，汉苑归骅骝” （杜甫）、“拥旄出淮甸，入幕徵楚材” （高适）、“家封汉阳郡，文会楚材过” （孟浩然）、“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 （刘长卿）、“壮志征染甫，嘉招萃楚材” （权德舆）等名句。
在这种文学传统的长期浸染下，“惟楚有材”一词的出现就不是很突兀的事了。元代方回《桐江续集》 卷二一有一首长诗，题作《送常德教赵君（与仁。旧临安判官）》。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风雅之后闻屈原，
千古哀怨离骚传。
惟楚有材实多贤，
幸为人师何憾旃。
方回（1227～1307），字万里，一字渊甫，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累官知建德府。初以《梅花百咏》向权臣贾似道献媚，后见似道势败，又上似道十可斩之疏。德佑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至，举城出降，授建德路总管兼府尹。至元十六年（1279）赴燕觐见，迁通议大夫，依旧任，归不复仕。前后在郡七年，为婿及门生所讦。罢官后寓居钱塘，以诗游食元新贵间，也与宋遗民往还。大德十一年卒，年八十一 。方回是宋末元初着名文学家，善诗文，论诗主江西派，着作有《续古今考》、《文选颜鲍谢方诗评》、《桐江续集》等。又分类编选唐宋两代律诗为《赢奎律髓》，提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
“常德教赵君”即赵与仁，字符父，号学舟，宋宗室燕王德昭九世孙。曾为临安判。《全宋词》录所撰词五首 。宋亡后，元贞二年（1296）出任常德路儒学教授，皇庆中除嵊县主簿 。《桐江续集》所录各诗非以类相从，应是因时序相依。《送常德教赵君》是《桐江续集》卷二一的最后一首诗，前有《丙申生一日七十自赋二首》、《牟献之提刑来杭纳壻庆予七十次韵二首》、《次韵张师道庆予七十》等。丙申正是元贞二年，可见《送常德教赵君》也是当年所作。《四库全书总目》着录说：“《桐江续集》，皆其元时罢官后作。” 也正与此互为佐证。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早在元朝初年，在文人的诗文创作中，“惟楚有材”一词已经用来形容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的今两湖地区人才繁盛的景况了。公元1296年方回写下的《送常德教赵君》一诗，是较早使用“惟楚有材”这一文学语言的实例。相比较于清初湖广巡抚林天擎的《武昌府学重修记》，方回的诗篇要早上约359年。
二、 语曰：惟楚有材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 卷九七《中奉大夫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五华李公墓志铭》之铭曰：“惟楚有材，璞则良厥。”
王世贞（1526～1590年），字符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直隶太仓州（今江苏省太仓市）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明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之一。
“五华李公”是指湖广京山人李淑。李淑（1517～1581），字师孟，号五华山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其子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隆庆二年（1568）进士，累官南京礼部右侍郎，进尚书，告老归。李维桢是明代着名文学家，列名“末五子”，是继王世贞、汪道昆之后的七子派盟主，着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
《五华李公墓志铭》称李淑卒于“万历之辛巳正月二十九日”，即1581年3月4日。按照一般的规律，墓志铭应作于1581年（万历九年）或稍后不久。而且，此处的“惟楚有材”指的是“湖北”人。如果说方回的诗篇还只是一种泛泛言之的文学作品，那么，王世贞的这篇墓志铭，就是将“惟楚有材”赋予明确指称对象的典范。
无独有偶，李维桢也使用过“维楚有才”这样一个词，见《大泌山房集》 卷十二《大隐山人稿序》：“……使后人称明德茂盛，维楚有才，与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禄借资，而以立言取重。”这个“维”，作为语气词或表判断的“乃”、“是”来理解更确当些，倒不一定能作副词“只”、“仅”解。但是，“惟楚有材”的“惟”字，是否与生俱来就只能解释为“唯”而肯定不是语气助词呢？古汉语中，惟、维、唯相通，都是即可以作副词“只有”解，又可以作无实义的句首助词用。由于《五华李公墓志铭》的存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李维桢的“维楚有才”就来自于王世贞的“惟楚有材”，两个词意义相同。
在清代康熙、雍正朝两次修纂的《湖广通志》 中，都收录了一篇明代龙膺的《白云山房集序》 。龙膺（1560～1622），字君御，武陵人（今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万历八年（1580）进士，授新都推官，擢礼部主事，迁国子博士。万历二十年（1592），以上《谏选宫女疏》谪戍边，后又入为户部郎中，累官山西按察司佥事、甘肃参政、太常寺正卿。晚年辞官回常德，逃禅事佛。龙膺是诗人、剧作家，戏剧剧作有《金门记》、《蓝桥记》等，传世着作有《九芝集》。
《白云山房集序》中有“肖生咨伯及予并仕于此，殆为晋用者乎”的感慨，说明这是龙膺山西任上的作品。万历四十四年（1616），龙膺授山西参政，分守河东道，驻蒲州 。此时距其去世仅有六年，且又继有出任甘肃参政、太常寺正卿乃至辞官逃禅的履历，可知《白云山房集序》的撰作时间应在1616年或稍后不久。
《白云山房集序》起首便说：“语曰：惟楚有材。”序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云杜李本宁太史，岿然为鲁灵光，称一代宗匠，亦甚以大业朂余。”李本宁太史即李维桢。可见龙、李二人是认识的，龙膺不仅在年辈上，还在学业上以李维桢为尊长。那么，龙膺这句脱口而出的“惟楚有材”，是否也来自李维桢呢？在“七子”号召文坛，公安、竟陵派先后领袖群伦的万历年间，要说身为“楚人”的龙膺没受到什么影响 ，于情于理恐怕都说不过去吧。
龙膺还是湖北沔阳籍（今仙桃市）文学家陈文烛的女婿。文烛字玉叔，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累迁南京大理寺卿，着有《二酉园文集》十四卷《诗集》十二卷《续集》二十三卷，王世贞、李维桢、龙膺等序之。而用“楚材”称誉湖北作家，仿佛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时尚。与王世贞并称“天下两司马”的汪道昆（1526～1593）为陈文烛所作《五岳山人后集序》 说：“岁戊午，不佞以楚守吏，预楚宾兴，幸得遍观楚材，乃大奇。”明末汤汝楫《新刻袁中郎全集序》 中，也有“我明朴棫作人，楚材实盛”的赞辞。——围绕着湖北作家的文字情谊、思想传承，是这样的明显、壮阔。
“语曰：惟楚有材”的“语”，应该解释为议论、交谈，充分表明“惟楚有材”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它不仅存在于诗人的笔头，还更多的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市井谈论中。也就是说，从1296年方回的笔下生花开始，到明代万历晚期，经过如王世贞、李维桢这样的文坛盟主的引用、宣扬，历经约320年以后，“惟楚有材”这一新词语渐渐深入人心，已然成为一种共识。她不再仅仅是文学的词汇，还是一种观念。她不再生僻，不再仅仅是文人们挥毫时的灵感，还是得到广泛口头传播的常言俗语。“楚材”俨然当时两湖文人的身份标识，借助着以湖北文学家为主的作家群体在明代晚期独领风骚的地位，“惟楚有材”一词具备了向更广阔的领域扩散、逐步突破地域局限以成长为通用语言的光明前景。
三、 惟楚有材，自鬻熊始
明万历《湖广总志》 卷三九《选举表四》卷末有一段《论》，中间有这么几句：“今楚材彬彬，按次胪列，垂鸿树骏，功业着于《春秋》。”
清康熙《湖广总志》卷首湖广总督徐国相《序》：“不独惟楚有材，而材于楚者足以重楚。”湖广布政使张仲举之《序》也说：“天生人才，以供一代之用，惟楚有材，蔚为人宗。”这两篇《序》都作于康熙二十三年。
无论是诗文创作，还是众口一词，都可以说仍属于“民间”的认识。尽管《左传》中的“虽楚有材”屡见于后世经史典籍，有的引用者甚至会将其改写成“维楚有材”，但是，那只能说是一种误用，或者善意的曲解。所以，如果我们需要探讨“惟楚有材”从什么时候开始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官方语言”时，正经正史反倒不是理想的引证材料。
地方志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综合性史书之一。它不仅承担着总结某一地区风土人情、社会万状的责任，还是地方政府宣示教化的器具，所谓“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 者也，这从地方志通常会由政府出面组织修纂上就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地方志中所表露出的一些对于地区人文的认识、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视作“官方意见”的。上面引述的明清两种《湖广通志》，在“楚材”问题上虽然用词不一，但寓意是一样的。
万历《湖广总志》在通过“选举名录”证明两湖地区历代人才繁盛的客观情况后，用“楚材彬彬”予以总括，用的还只是一个相对比较“稳重”的形容词。康熙时湖广总督、布政使不避重复地在地方志的序言中强调“惟楚有材”，因为文献载体的特殊性，因为发言者身份的特殊性，“惟楚有材”作为一种“官方意见”似乎是明白无误的了。但是，“序”这种文学样式中的说辞，能作为严谨的史学判断依据么？在一定程度上，“序”并不会因为作者身份的重要而比《选举表》具有更浓厚的“官方”意味。毕竟，“地方志”本身就一直遭受着溢美嫌疑的诟病，何况是“序”呢。当然，这近乎苛刻了。
那么，顺治年间湖广巡抚林天擎的《武昌府学重修记》，是否可以看作是“官方意见”的一种代表呢？大略言之，这样说自然无可无不可。问题是，林天擎的这篇《武昌府学重修记》，没有收录在康熙、雍正这两次修纂的《湖广通志》中。不仅如此，这两种《湖广通志》根本就没有提及顺治年间有“重修”武昌府学这回事 ，连“林天擎”本人，也没有在两种《湖广通志》中留下印迹 。也许，林氏的《武昌府学重修记》会镌刻在府学一隅，但是，其影响力肯定是不大的。邵学海先生引用的《武昌府学重修记》出自1921年刊印的《湖北通志》，可见这篇文章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能够得到传播，即使能算是一种声音，也是很微弱的声音，离“官方意见”就更显遥远了。
“惟楚有材”成为“官方语言”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惟楚有材”不再仅是文学的描述言语，而同时也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对于两湖人文历史的总结性意见呢？
雍正《湖广通志》卷五一《人物志》卷首引言云：“国家教育之泽长矣，人文蔚起，后先辉映，岂不伟哉！惟楚有材，自鬻熊始。”
该志之《凡例》称：“《通志》于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开局，雍正十年七月十五日 开刻。”雍正十年是1732年。这段引言抚昔追往，即有总括，又有分说，即有形容，又有实证，言简意赅而又气势磅礴，将“惟楚有材”四个字衬托得熠熠生辉。此时上距元代方回使用“惟楚有材”有436年，距明代王世贞将“惟楚有材”用以指称湖北才俊约151年，距龙膺透露出“惟楚有材”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消息约116年。文学的赞誉之辞，终于在公元1732年正式以“官方用语”记录在案，具有了历史学的评价意义。
四、 《四库全书》与“惟楚有材”
正如邵学海先生所考述的，“惟楚有材”尽管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有文字上的关联，但是，“若溯典追故，《左传》的‘虽楚有材’只是它的前身——后人改其义而用之”。因此，分清楚文献中哪些属于“虽楚有材”及其本义，哪些属于我们探讨的“惟楚有材”，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在追溯“惟楚有材”时误用文献，从而增添混乱。
可以肯定的是，凡是与《左传》有关，或叙述先秦史实时出现的“维楚有材”、“惟楚有材”等，都是属于“虽楚有材”范畴的问题。《四库全书》中，存在大量的“维楚有材”、“惟楚有才”、“惟楚有材”等词语，经比对相关典籍的其他版本之后，发现这些词语多属于《四库全书》的“篡改”。如北宋《武经总要》后集卷一中出现的“维楚有材，晋实用之”，明万历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 作“虽楚有材”。又元修《辽史》卷四八《百官志四•南面军官》中的“惟楚有材，晋实用之”，清干隆武英殿刻本以及中华书局校点本 都作“虽楚有材”。又《明文海》卷二〇〇徐一夔《郁离子序》中的“维楚有材，晋实用之”，明隆庆六年（1572）刻《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郁离子》 ，以及《四库全书》本《明文衡》卷三八《郁离子序》都作“楚虽有材”。
其它如清张尚瑗《三传折诸•左传折诸》卷二五《王人杀子朝于楚》中的“惟楚有材”，元《至大金陵新志》 卷十三上之上《人物志》、清《渊鉴类函》卷一九三中的“惟楚有才”，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一《晋大夫与楚孰贤》、元苏天爵《濨溪文稿》卷十三中的“维楚有材”，明邵宝《容春堂集》续集卷八“维楚有才”，明王鏊《震泽集》卷三三《相论》“唯楚有材”等，均是用《左传》旧典，其下均有“晋实用之”四字。所以，虽然一时未能与其它版本勘对，但都应作“虽楚有材”是没有疑问的。
为什么《四库全书》中会大量出现这种“篡改”呢？除了证明《四库全书》一如前人所说的版本不佳以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如果关于“惟楚有材”一词在明代晚期的万历年间已经广泛流传的推论是正确的，如果关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随着官方认可而进一步推动“惟楚有材”一词传播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见的，由于《四库全书》大量征召一般士子文人誊录群籍，而这些抄写者又深受“惟楚有材”这一“流行”语言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错误地认为各种典籍中的“虽楚有材”是讹字错词，那么，将“虽楚有材”顺手篡改成“惟楚有材”，就不仅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事，而且还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件事：《四库全书》恰好反映出了清代干隆年间“惟楚有材”一词在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事实，她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读过四书五经的文人——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一种概念，她登堂入室了，甚至具备挑战传统文献中权威典故的强大“破坏力”。如果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抄写完成的1782年（干隆四十七年）为座标，我们终于看到，在历经了从1296年到1782年480多年的风雨、历经了元、明、清三个王朝的更迭以后，“惟楚有材”不再是“新鲜”的词语了，她已然成熟。
因为见闻、阅读条件的限制，本文没有能够列举出更多的与“惟楚有材”相关的史料。在清干隆朝以前的约500年间，“惟楚有材”的实际使用应该比本文罗列的要更显普遍一些才是。地方志、诗文别集中，也许还有更多的“惟楚有材”实例，这不是如本文这样的走马观花就能一揽无余的。
这里需要再次重点强调的，是以李维桢为代表的晚明湖北作家群体。我们可以将以屈原等为标志的起自先秦的两湖才俊的繁衍历史看作是孕育“惟楚有材”思想的源头，而以李维桢为代表的湖北作家群体在明代万历时期璀璨的光芒，一方面以最强有力的现实存在证明了“楚材”的价值与魅力，另一方面，以文坛盟主的身份使用并促进“惟楚有材”这一文学语言的迅速广泛传播，则是“惟楚有材”观念得到加强、得以确认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在万历时期的耀眼夺目，“惟楚有材”很可能不会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以后就成为“官方语言”，并完成从文学修辞到史学用语的质的嬗变。
本文以上的考述，除了希望对梳理史实有所助益以外，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借此表达一下对于前贤的敬意。他们留下的不仅是文学的辞藻，还有登高一呼的昂扬与魄力，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创造力。今天，我们继承、弘扬“惟楚有材”的传统，其真义应在于此吧。
2007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