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从国际关系分析的三种理论视角出发 谈谈如何看待无政府状态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性质的答案，以下谈谈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基本主张。
一、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内上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有权威的政府来维持国内的秩序，国际社会则刚刚相反，因为缺乏与国内社会类似的政府权威，而处于无政府状态，各个国家以权力为手段来实现国家的利益，不要是生存利益。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也是一个自助的体系，为了实现自己的安全利益上的目标，国际伦理和道义与至相比是很虚幻的，也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对抗的关系，体现为国际利益的冲突和对抗。现实主义从人性恶的哲学命题出发，认为国家的利益是为了维持存在，所以一国应该发展以军事实力为主的各种权力手段。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无法界定拥有多大的权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利益，所以国家倾向于无限制的发展军事力量，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力量强于对手时菜会觉得安全。因此所有的国家信守这样的原则，尽量去争取权力，提高自身权力。因此，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间往往容易陷入安全的困境，导致军备竞赛。这是典型的霍布斯的政治文化。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沃尔兹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所以国家的发展军事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性的，被人们认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米尔斯海默作为新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认为获得安全的前提是获得相对于对手的优势，由于优势难以界定的特点，国家永远不知道多少权力才是够用的。所以，我家倾向于无节制的发展实力，这样国家最终会陷入争霸的循环，大国的崛起和衰落时循环往复的。因此，米尔斯海默被认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他对国家间关系是悲观的。
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基本上接受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世界体系是一个自助的体系的理论假设。但是自由主义认为人在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认为人的自由可以在人的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活动得以扩展，重视道德，强调合作，并将这种观点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自由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之所以有冲突，是因为国家无法判断彼此的意图，缺乏信息交流的机制。因此，现实主义主张建立国际制度，强调多边主义和国家治理来规避无政府政府状态下国家间关系的冲突和对抗。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有威尔逊、基欧汉等。
三、建构主义是21世纪新兴的国际关系流派，现已成为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学派。建构主义提出了观念的建构概念，认为国际关系的状态是国家对相互关系观念建构的结果，进而提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不过是国家观念建构的产物，无政府状态不过是关于国际社会观念建构的一个逻辑。除了以对抗为特点的霍布斯逻辑（无政府的逻辑），还有以强调竞争的洛克逻辑和强调合作的康德逻辑。因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会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客观存在，而已国家在漫长的过程中建构的社会现实，或者说是观念的体现。考察国家间关系时，不仅要看他们是不是邻国，是不是有核武器，还要看他们是不是朋友。朋友和敌人其实都是观念建构的结果。这些思想体现在建构主义的领军人物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由于篇幅和时间限制，随便说些，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Ⅱ 怎样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
时代判断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也是国家安全环境的总的历史背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给人类的安全问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全新的变化，不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我们就搞不懂今天的安全问题和战略问题。
全球化时代赋予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第一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两重性特征。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所谓安全就是指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利益免于危险和威胁的客观状态和主观行为。利益规定安全，从来如此。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零和状态下国家关系的性质大多是单一性的，那就是对立与对抗，而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和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冷战时期，国家之间也时有合作，但与国家的对立相比，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合作手段在安全上的运用多是在策略层面，这是因为对立在国家利益的矛盾中居于主要方面。而全球化时代则不同，随着国际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同步存在的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安全的行为主体把针对安全两重性的两手策略（以斗争对斗争，以合作对合作）上升到战略手段的层面来运用，同时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全球化时代就是这两个扩张推及全球，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没有消除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只是改变了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范围，因而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更大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地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当前，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都充分体现了安全的全球关联性。
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安全已联成一气，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每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必须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必须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必须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打下的第三个深刻印记是——“应对复杂”。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原因，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两类安全并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交叉重叠，形成了维护安全的“两难”困境；通讯技术的跃升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特征，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扩展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作不出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系统性、模糊性、综合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最管用的方法，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必具的素质和品格。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要把我们说成处于多么不利的地位。”“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全球化时代安全的复杂性固然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是也恰恰因为复杂，给我们提供了利用复杂矛盾，争取战略回旋空间，制约战争倾向，维护和平局面的更多条件。
Ⅲ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空间主权的内容包括
网络空间主权是一国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现。
《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
第2条明确规定《网络安全法》适用于我国境内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这是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具体体现。
《网络安全法》将原来散见于各种法规、规章中的规定上升到人大法律层面，对网络运营者等主体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做了全面规定：
包括守法义务，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义务，诚实信用义务，网络安全保护义务，接受监督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等，并在“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章节中进一步明确、细化。
(3)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看网络安全扩展阅读
《网络安全法》第五章将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工作制度化、法制化，明确国家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建立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工作机制，制定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这为建立统一高效的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共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深化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提供了法律保障。
Ⅳ 运用国际关系来回答我国应该如何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网络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撑。对于当前网络中普遍存在的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加快开发研究防病毒技术、防火墙技术、防攻击入侵检测技术、加密与认证技术等先进技术进行有效防范。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互联网具有超越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大量的互联网安全问题需要各个国家之间的通力合作与紧密配合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在互联网安全监管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对维护网络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根据不同网络行为，采取保护、规范、限制、禁止等措施。我们应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网络安全问题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复杂问题，不可能由哪一方面单独解决。应整合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三方的力量，建立多元监管模式，形成长效监管机制。
Ⅳ 网络安全是传统安全吗
网络安全不是传统安全。
网络安全是非传统安全中的一个需要重视的重点问题中的一个需要重视的重点问题。随着计算机的 迅速普及和网络的快速发展，它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开始在国际关系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给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带来很多议题。
Ⅵ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对全球网络安全有何影响
析美国先发制人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是乔治?W?布什任内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国为消除九一一恐怖阴影做出的带有激进风格的战略选择，又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张的相对“理性”手段。自从一年前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的第一个试验场开始，该战略的命运就已经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以及布什的个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国总统选战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先发制人能否继续成为下一届的战略选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它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十分明显。
作为一种指导美国“反恐”行动的军事战略，“先发制人”是指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尺度，以绝对安全为目标，采取一种超前性和进攻性的战略态势，在恐怖主义势力和“敌对国家”对美国产生实质性威胁前将之摧毁。该战略的出台并非偶然，而是在布什一面对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总结，一面对国内、国际安全环境重新评估的过程中，逐渐酝酿而成的。它与“国土防御”内外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布什任内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先发制人战略自提出至今已近两年，在其指导下的美国对外军事干涉行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这些行动给美国国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开始明朗化。本文试图从心理渊源、理论基础、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对先发制人战略重新进行系统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该战略的新思路。
先发制人战略的心理渊源
先发制人战略是产生于特殊社会氛围，带有激进风格的一种军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美国人心中的“恐怖阴影”和“帝国梦”相互掺杂的外在表现。
被喻为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带来了美国正常社会节奏的紊乱。恐怖气氛之下，美国经济一度连续季度负增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曾跌至自30年代大萧条的最低位，航空、旅游、保险等行业所受打击更无法用数字估量；美国社会的政治气氛也开始安全化，“美国情结”无处不在。
由此，“国土不安全”，“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捉摸不定”，“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在于极其危险的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等这些社会共同的心理感觉，也就不可避免地作为主要结论反映在布什国家安全环境评估中，这在冷战后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越是摆出坚决（甚至极端）的姿态，就越会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九一一后，有关国土防御、增加防务开支，甚至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提案在美国国会几乎都得以高票通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认为，面对九一一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位总统在台上执政，恐怖主义问题和“反恐”机制建设都会成为战略重点，美国都很有可能进行对外干涉。不同的是，作为保守理念忠实信徒，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更具“预防性攻击”特色。
“反恐”一时成了全民性的任务，却并没有动摇美国人在后冷战时期对帝国理想的追求——确保和利用“独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价值观改造世界，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什一直坚持的“反恐”口号是“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战”，目标则是打击恐怖主义，并“锻造有利于美国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并以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方式重新定义旧有模式。从这一点讲，布什战略的先发制人战略与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战略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手法”变换而已。
克林顿时期积累的丰厚经济遗产，为先发制人战略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使布什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动出击”。克林顿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打造”了以知识与信息经济为中心的“新经济”，使美国经济保持近十年的繁荣。到2000年财年，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了33%，而克林顿以前的20年，除个别的年份外，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这样，即使布什时期美国的军费开支屡创新高，美国的国防投入占GDP的比例也没有高到影响经济发展的程度。
先发制人战略的理论基础
与冷战后美国旧有国家战略相比，先发制人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张而言，没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炉并非是“笃病乱投医”、一蹴而就，而是有坚实的立论基础的。里根时期鼎盛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思想，在克林顿时期卷土重来，并在布什上台后再次成为美国外交的行动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国保守阵营中在外交政策领域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国会领导权，而增强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度。在国会的作用下，克林顿外交战略中“过于相信”多边主义和“四面出击”两大“错误倾向”逐步被纠正，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得到了更多重视。比如，克林顿受压之下逐步减少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力度，放弃了自由派倡导的低投入政策，离任前美国的防务预算已接近于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NMD研发获得的拨款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认为，老布什-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一直沉湎于“战略间歇期”，从道德到战略，全方位向敌人缴械；克林顿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弃了美国世界责任；美国的军事实力因防务开支的过分削减而到了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选前为克林顿以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作了如下设计：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时期引导美国走向冷战胜利的那些“非常规”教义，继续开展 “保卫和扩展”国际秩序的行动，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向美国价值观提出挑战的新“纳粹政权”的出现。第二，美国积极追求领导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敌意，反对者有可能与其他“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组成战术联盟，或者试图分化美国的盟国。但这是美国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就不能半途而废，就应把外交和军事行动进行得更彻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不能仅像海湾战争中一样，把战争目标局限于解放科威特，而是应该彻底铲除萨达姆独裁政权，直至与美国友好的新政权得到巩固。
由此看来，“先发制人”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布什的当选使保守主义思想彰显，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义销声匿迹，新保守派的对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贯彻而已。
先发制人战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战争基本上是美国对于九一一事件的应急性反应，但是通过这次战争，美国不仅成功地展示出超强的军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规则的制定权。为巩固和扩大“反恐”成果，布什迅速将伊拉克选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国内、国际动员。可以说，先发制人战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战争对象的选择是一个决策过程的两个结果，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验证。因而，美国在伊拉克的外交实践和军事行动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先发制人样本。
列入美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支持恐怖主义”黑名单的国家不少，布什却把萨达姆政权第一个挑出进行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其原因在于：美国在伊拉克经济资源诉求不小于安全诉求；伊拉克处于“无赖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核心区域，战争具有更明显的示范效果；伊拉克处于大国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边缘地带，战争不易引起其他大国的过分紧张；萨达姆对国内的独裁统治使美国公众对之好感甚少，有利于美国国内的战争动员；美国拥有海湾战争的历史经验，而且遭受十余年经济制裁的伊拉克国力更加虚弱；对伊拉克的“遏制”和“聪明制裁”机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没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产，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提供资助，或成为不稳定之源”。这些独特性使美国的决策者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收益预期大大高于成本预期，新保守派激进但不失“理性”的战略目标选择方法可见一斑。
美国以近乎轻松的方式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萨达姆政权彻底垮台。美国在战略层次获得了如下好处：其一，世界“独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证。战前美国的单边主义与霸权意识已显露无疑，俄法德中等大国对此强烈反对。但在战争结束后，为了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被边缘化，法俄德等反对者不得不争相与美国修好。当然，这是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使然。一个明显的结论却是，美国的意愿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过对伊拉克石油资源的控制，赢得了经济利益和战略主动权。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就相当于控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命脉。无论对伊军事占领要耗费多少国力，无论2004年大选后谁上台执政，美国都不会放弃在伊拉克既得的经济利益。其三，通过军事行动重塑中东政治版图的努力，对“无赖国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伊战后，被美国列入 “邪恶轴心”和“无赖国家”黑名单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以及朝鲜，都先后明示出不同的妥协姿态，尽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国能否最终“摆平”伊拉克这一标准来衡量。此外，战争没有对经济复苏造成多少负面影响，美国经济基本摆脱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极影响。
先发制人战略从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模式进行了“扬弃”或“改良”，似乎引导美国外交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但从美国在伊拉克的实际操作来看，该战略一些先天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也显露无余：
第一，过分依赖军事手段与恐怖主义“扩大化”
布什认为，由于“恐怖势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为之提供帮助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美国只能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深入敌国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也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逻辑不仅打破了美国外交一贯的“超脱于外，平衡获益”的历史传统，而且错解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错用了“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在国家间层次，军事方法是决定性的，它可以颠覆一个政权，甚至使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永远消失；但恐怖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命题，不如说是经济、社会问题在政治领域的集中表现，其解决方法只能是综合性的。
由于认识的偏颇和方法选择的不当，美国的军事行动轻而易举地“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却也激发了恐怖主义的“潜力”。一些小盟国撤军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占领军不得不同时应对来自于地方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混杂威胁”。美国提出的“中东民主共同体”计划，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疑虑和不安，加剧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增长。美国遭遇这些的原因，与其说是布什和新保守派没有为“建立友好政权”做好准备，毋宁说先发制人战略从开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
第二，“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与自由选择多边主义
先发制人战略虽然客观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什一直没有将二战以来的“盟国一致”原则当作美国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战争对美国行动正义性和国际号召力的“成功”验证，使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信心十足。
以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国的关系不会因为一两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从伊拉克战争来看，这些分歧对美国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其一，行动中盟友反对者的掣肘和行动后相互妥协的高成本，使美国不能充分实现其行动前的战略目标；其二，盟友反对者的独立倾向受到刺激，从长远讲不利于美国“一极”统治的实现；其三，盟友支持者会因反对者的存在提高要价，美国只能做出更多的让步；其四，盟友间也需要“大国一致”，一些较小的盟国可以“搭车”，却很难在关键时刻提供可靠的帮助。
如果今后美国仍以伊拉克方式继续实施先发制人战略，那么布什一边“巩固和强化与盟国关系”，一边追求行动自由的“盟国战略”，很可能会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设计的“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即“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选择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论，做起来比说起来难得多。
第三，绕开联合国的军事行动与借重联合国的治理进程
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充当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国向强权靠拢的“自我保护意识”，皆彰显出既有国际机制在维持世界秩序方面的无效和无力；而重建工作的回归却又证明联合国仍拥有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正统性，美国依然需要联合国来加强其“软力量”。战时美国可以单独行事，但在战后没有联合国对其合法性的追认，就难以成事。这些事实也显示出“先发制人”战略本身蕴含的一组矛盾，即美国的单边行动与“多边理想”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美国霸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多边体制，通过“制度”与“力量”的结合来维持世界体系的稳定。这也是美国自认为优于以往任何帝国霸权之处。新保守派一方面强调“力量”的扩张及其效能，把联合国贬低为“世界官僚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却也要让美国的行动为“自由国家”树立榜样，依靠美国的“道德优势”和“善性本质”来维持领导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这种榜样是很难树立的，因为“自由选择多边主义”干扰了美国与盟国关于“民主共同体”观念的共识。长此以往，美国会因小失大。
先发制人战略的国际影响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和实施，破坏了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也给新世纪国家间良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阴影。伊拉克战争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先发制人战略作为一种模式近两年来正在像毒菌一样，在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和比较活跃的地区行为体中间蔓延开来。这些国家也在像美国一样，摆出强势姿态，明确打击对象，加强军事准备：
2003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则在国际实践和国际生活中得到确立，为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俄罗斯将保留“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权利。
2004年3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年度《东亚战略概观》，明确提出日本自卫队应确立先发制人战略的观点，声称如果发现朝鲜准备用弹道导弹袭击日本，自卫队有权对其导弹基地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2004年3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演讲中除了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外，呼吁联合国修改国际法以授权进行类似“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
此外，法国、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继提出了“先发制人”主张。
如此一来，“先发制人”一时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战略主动权，不用就会损害国家利益。“先发制人”之风推动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尚武倾向，对于世界和平的长久维持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号的背后，对“威胁来源”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反映了不同国家迥异的心理动机。比如俄罗斯认定的主要威胁是国内肆虐的恐怖主义分离势力和北约快速的东扩步伐，其选择是被动的；日本的理由则是几乎不可能对其构成多大威胁的一个弱小邻国，其选择是主动的，显然另有所指。比较而言，作为一个对侵略历史没有进行充分反省的国家，日本的这一战略倾向更具危险性，更容易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胁。
作为一种典型的“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战略观，先发制人的蔓延虽不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却真实地映射出国际力量结构失衡状态下大国角逐消极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国之外，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它。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成功实现伊拉克的“政权改造”，“先发制人”还会被炒作的更加火热，因为美国和“盟友”会变本加厉地借“传播民主价值观念”之机，扩张国家权力。
先发制人战略与中美关系
九一一以前，布什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尝试性的，基本都是依照旧有的传统，从大国实力竞争和防止出现“挑战者”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九一一以后，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由重视“传统安全”议题转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由于战略关注点的分散和复杂化，美国暂时无力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地缘压力，在“反恐”战争中借重中国的一面增多。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布什明确把中国排除在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等现实敌人之外，并将中美关系归于“大国合作”范畴。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美国对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进程中的表现比较满意，布什及其的主要成员对中美合作关系大都持肯定意见。
但是，我们只能以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看待“反恐”战争中的中美合作，因为：第一，中美整个合作进程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合作关系主要局限于“问题”层次，没有也很难步入机制化轨道。受到实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国很难对周边之外的美国行动加以有效约束或享有实际发言权。第二，特殊时期的关系缓和消解不了美国人内心深处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心理矛盾。美国至今认为，中国在努力寻求美中关系稳定化的同时，将会继续寻求机会削减美国在东亚的地区影响力；中国之所以经常“含糊”地阐述国际主张，就是想为发展国力赢得更多的时间。而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流氓国家、武器扩散”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一定的联系，不能期望美国会在“反恐”战争中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结构性的，即不管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美国都不会不加防范。
如果美国能够成功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中美关系还能不能维持目前的良好状态，仍是个问题。
先发制人战略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一贯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张单方面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因而也不会仿效美国，将“先发制人”纳入战略轨道。但是，我们在批判有些国家通过先发制人谋求狭隘国家利益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它作为理论模式的一些新颖之处。
第一，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综合安全思路。“国土防御”和“先发制人”，作为九一一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的两大任务，实际上比较科学地将两类安全问题、将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优势的长远目标结合了起来。布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与其说是战略目标，不如说是达到新目标的重要手段；与其说被迫行动，不如说抓住了行动的机遇。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双重挑战，决策者只能用一种统筹观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问题的轻重缓急，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决策。
第二，战略选择中的“前瞻性”国家利益观念。
先发制人在新保守派那里既是一种战争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种超前型思维方式，而且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对于其他国家也存在这样一个“真理”:只有提前预测甚至感受到安全问题的危险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并在事实上节约解决成本。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亚太地区性大国中唯一没有提出“先发制人”的国家，中国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也更需要缓解这些压力。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可取，却也不能因此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的独到之处。
第三，安全问题的现实主义分析起点。先发制人战略思路，以“丛林状态”看待国家间关系，以强大的防务保障安全，以绝对的力量优势谋取胜利，是彻底现实主义的。美国的姿态既反映了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也塑造了这一现实。深受美国影响的其他国家即使不承认现实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作为分析安全问题的出发点。当然，纯粹的现实主义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强调“道德”而忽视规则，倡导“正义”却难免“利益交换”。避免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样的，但问题的分析起点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
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给很多国家增加了战略压力，美国似乎也在一日之间变成了无以约束的“暴君”，可以到处挥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国保守阵营的大多数人，传统上并不认为美国可以滥用武力，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十字军东征一样铲除挡在前面的每一个邪恶政权”，而是要严格地将“虚幻的愿望”与国家利益区分开来，“审慎地”依据国家利益分配资源。共和党保守派内部的这一分歧对行政当局的牵制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国遭遇的挫折，已经使先发制人战略的实用性遭到质疑。温和保守派鲍威尔在解释该战略时辩称，“所谓先发制人，是针对阻吓无法产生效应的非国家威胁如恐怖分子而言……这决不是要取代阻吓，而是要辅助这个策略……我们的战略并非根据先发制人理论制定……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还谈不上什么战略甚至理论”。
先发制人战略能否在未来继续执行下去，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对伊拉克“政权改造”比较成功；第二，布什连任；第三，存在与伊拉克类似的着力点或再次发生类似于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几点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势而言，先发制人战略的前景、布什的个人政治命运已经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国大选的惯例，在任总统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误却肯定会导致其失分。虽然离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还有半年多，布什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对伊政策问题上的较量已经白热化。
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只有及时平息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选前“顺利地”从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获得连任机会，才能将先发制人发扬下去。如果布什成功，“先发制人”战略将会被作为重塑美国精神的“榜样”，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即使美国“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列得再长，“伊拉克模型”也不会更多地被复制。否则，布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越战时期的约翰逊。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提出的对外政策主张志在“弥补布什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争给美国安全和领导地位带来的损害”：第一，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必须首先得到国家立法的授权；第二，为尽快赢得和平，美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第三，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更为综合性的“反恐”计划；第四，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是赢得整个“反恐”战争的关键，但美国在以重建中应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包括取得联合国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当选，美国不会减少对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会有较大变化。
Ⅶ 网络问题
【热心相助】
您好！教授认为您担忧是很多国内外网友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涉及几个方面：
美国监视、窃听信息，主要是利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邮件等应用系统漏洞，不仅美国而且已经有多年，只是才曝光公开而已，从事有关网络安全的专家都知道。
各国、企事业机构的网络服务器很多，一个企事业机构就有几台服务器，并非“服务器总部都在美国”，也不存在“美国随时可以断掉某国的网”的问题，只是“监视、窃听信息”。
我国政府、银行等网站都是在一定安全防御及权限下完全开放的，我们上网、手机通讯信息等，确实存在违法国际法的“美国想看就可以看”的可能，所以，网络安全至关重要。
中国电脑安全软件可以拦截一般的网络安全问题，国家有能力进行积极防御技术的研究和实施，同时从国际关系、法律法规、管理和制度等方面也必须加强。
新一代的IPV6确实可以在很多方面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都是还需要吸取经验教训，尽快从源头上、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此类问题。
网络安全技术及管理等知识、方法和应用涉及内容较多，可以阅读：
http://ke..com/view/6401325.htm
多谢！祝福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请采纳。
Ⅷ 国际安全理念有多少个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国际安全理念有4个。分别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1、共同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2、综合安全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运作机制，能够把对外的国家安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各种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机统一，预示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安全战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学化。
3、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符合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面临的安全角势的一种安全战略，但不应是唯一的安全战略。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合作安全问题尤其是中国和平发展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4、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是一种国家安全策略。是指利用一定的措施来防范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带来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
Ⅸ 各国通过多边协商合作治理外部效应的主要途径
1、在联合国范围内开展多边协商合作。
依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调查可能引起国际摩擦的任何争端或局势； 建议调解这些争端的方法或解决条件； 制定计划以处理对和平的威胁或侵略行为,并建议应采取的行动。
2、由个别国家或国际组织发起，多国政府参加，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调合作机制。
例如：气候变化、难民、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都是全球共同的挑战，不可能靠一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边的组织和机构集体解决，但多边组织和机构也要适时调整来解决上述挑战。
(9)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看网络安全扩展阅读：
多边主义具有无差别和互利的特性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单边主义一般指的是一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单独行事、不寻求他国支持和同意的理念和行为。在处理与国际组织和通行多边规则的关系时，倾向于不受约束，是否合作视本国利益需要而定。
在处理与国际组织和通行多边规则的关系时是积极参与和合作的取向。多边主义不仅意味着多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且这种合作是在制订和维护通行国际制度和规则背景下进行。
Ⅹ 国际安全理论
国际安全理论总是首先对“安全”本身的概念进行界定，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安全”的文字定义略有不同，但是综合起来，一般认为“安全”是一种没有危险、没有恐惧、没有不确定性的一种状态和对这种状态的追求，同时，安全也表示一种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和再生产价值的能力和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一种平和的关系。
涉及安全问题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总体上说主要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流派（朱立群，2002）。
一、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
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国际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
第二，国际系统中的主要行为主体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主权国家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第三，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系统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竞争关系，国家为了保障生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不可能将其安全建立在别国善意的基础上。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实主义认为与实现各国安全紧密相关的国际秩序有两种：一是势力均衡；一是霸权稳定。
势力均衡作为一种安全秩序，被现实主义视为国际政治中必然的和唯一的结果，对于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按照现实主义的说法，均势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两个孤立国家之间的均势，而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同另一个联盟之间的关系。“势力均衡的逻辑经常导致国家间针对共同敌人的结盟与合作。”联盟导致的合作是现实主义非常肯定的一种理性合作。在现实主义眼里，均势体系中的合作并未改变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因为联盟的合作是各国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相互利用，是与针对第三方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权力的分布和权力的竞争关系，是势力均衡的需要。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安全合作也就不复存在了。合作中形成的制度或机制，也是国家以力量分布现状为基础根据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结果。
霸权体制在现实主义看来也能带来稳定并进而给主权国家带来相对的安全。但霸权稳定与均势稳定不同，均势的目的除了保持体系的稳定外，还力求保存体系内的主权国家的独立和完整；而霸权的稳定，则允许霸权国家破坏和侵犯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权利，凌驾于别国之上。由于霸权国地位的维持与整个国际系统的稳定联系在一起，因此，国际系统的稳定往往符合霸权国的根本利益。为此，霸权国愿意向国际社会提供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国际系统均衡所需要的公共产品，霸权的实力也为国际安全和秩序的稳定提供必要的保障。与此同时，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并使这些国家愿意接受霸权的领导。
二、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自由主义安全观是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的一种安全秩序的理论。它主要阐述了以下观点：
1.集体安全理论
“集体安全”是自由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安全秩序观之一。集体安全主义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饱受战争之苦以后，已经普遍相信世界和平是值得付出努力去追求的，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都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各国愿意努力维护现状，从而维持世界的稳定。各国相信维护现状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并坚信集体安全体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集体安全”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以众对一”，即认为任何侵略行动都将遭到其他力量的联合反击，它反对所有的侵略行径。另外集体安全还假定，被侵略者总是能够获得集体安全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拥有比侵略者更大的力量。集体安全理论提出的最重要的规范是要求各国放弃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集体安全还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互相信任，这是集体安全体系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2.国际制度理论与合作安全
这一理论提出，在相互依存时代，自私、理性的国家行为体有可能通过合作实现自身利益，制度可以为国际合作架设桥梁，使合作稳定有效。所谓国际制度是“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政府一致达成的与特定相关问题联系的带有明确规则的制度”。其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制度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强透明度，减少合作者对合作伙伴的担心，克服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困难，从而使行为体愿意合作，并通过合作获得帕累托最优解。第二，制度可以提供惩罚功能，对于行为体的欺骗行为给予惩罚，使其收益低于成本。
3.民主和平、仁慈霸权与安全共同体
民主就是和平、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作为国际安全的一种重要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日益完善和发展，到90年代已成为一种强势理论。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基本上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民主国家的战争行为都是与非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民主国家的数目越多，世界永久和平的希望越大。
与自由主义流派密切关联的“安全共同体”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呈上升的趋势。一般说来，安全共同体理论有三个特点：
第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通常在身份、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方面享有共识。
第二，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国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不局限于特定的或孤立的领域，交往方式也并非是间接的；
第三，共同体通常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反映利益互惠，甚至被理解为一种义务和责任的利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