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议程设置功能的经典解读
1)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的阶段。2)议程设置功能考察的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3)议程设置功能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议程设置的“0/1”效果、 “0/1/2”和“0/1/2/n“三个传播效果,“0/1”效果指的是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少数议题的感知。 “0/1/2”效果指的是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0/1/2/、、/n”效果指的是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次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的判断。
议题设置理论(the agenda-setting theory),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斯维尔?麦库姆斯(McCombs)和唐纳德?肖
网上的信息比传统媒体多很多,但是不等于有价值的信息也多很多,更不意味着所有发布在网上的消息都会成为议题。许多网络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都是雷同的,网络言论也太散漫。信息的泛滥带来了阅读的困难,那些有意义的信息可能得不到受众的注意,也没有进一步成为议题的可能,不少本应成为议题的信息湮没在大量的垃圾信息当中。
(2)议题的失真。在网络中发布信息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随意性,缺乏必要的过滤、质量控制与管理机制。网络上的许多消息是未经核实的,在论坛或者聊天室,人们可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受众对网上消息的不信任度往往大于传统媒体,严重影响了传播效果和舆论引导功能的实现。
在美国非常着名的个人新闻网站“德鲁吉报道”经常先于其他权威媒体推出“独家报道”,如最早报道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虽然其中也有一些确有其事,但相当部分是子虚乌有或失实的。有人做过调查,从1998年1月到10月,德鲁吉推出了51篇自称的“独家报道”,其中只有31篇是真正的独家报道。而在这31篇独家报道中,有32%是“不真实”或“从未发生过”的,还有32%的准确性值得怀疑或无从考查,只有36%是属实的。一个“着名”的网站尚且如此,那些形形色色的个人网站和网页提供的新闻信息的可信性就更无从谈起了。
(3)色情信息泛滥。互联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其负面影响日益明显。互联网上的色情文化发展速度惊人,现在几乎已经渗透到网络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台湾一个网络调查公司1997年的调查表明: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前30个网站中,有50%的网站是黄色网站,而访问者中学生占75%。
色情网站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业利润的驱使。这些色情淫秽的东西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青少年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青少年尚处于社会化的早期阶段,判断力和自我约束力较差,同时好奇心又强,接触网络色情会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走向堕落和犯罪。让人担忧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互联网上的色情信息还无法有效控制。
加强网络议程设置功能的对策
(1)增强网络媒体的权威性
网络传播在权威性上似乎先天不足,而良好的社会信誉是网络媒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缺乏权威性,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从何谈起?人们更愿意从权威媒体那儿获取信息、证实观点,在多种媒体造成信息自相矛盾的时候,人们对权威媒体的依赖心理更加明显。网络媒体要增强权威性必须做到对网上信息真实性的过滤和确认,在报道的正式性、权威性、代表性等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并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赢得特定受众群的信任。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句话对网络新闻同样适用。新闻报道必须真实,是对网络新闻工作者的首要职业道德要求,也是网络媒体在竞争中获胜的根本保障。
(2)增强把关人的功能
“把关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来的。后来传播学者怀特进一步提出:社会上有着大量的新闻素材,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是一个选择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道“关口”传达到受众那里的新闻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少数。在网络中,网络编辑和版主是主要的把关人。他们在信息采集、加工、制作、传布的整个流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网络把关人要恪守“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尽量减少虚假、色情和垃圾信息在网络传播活动中的流通,使信息传播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说:“目前,搜狐承载着巨大的流量和社会对我们重大的责任要求。我们每天有接近两亿的页面下载,我的文字怎么说,先后顺序怎么摆,哪张图片做题图,这些细微之处表达的观点都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深知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必须怀有服务社会、尊重民生的良心。一篇被热炒但有悖公德的文章放在醒目位置虽然足以使点击率上升,但不是一个有责任心、关注人本的媒体应该做的。”
(3)提高网民的整体水平
由于缺乏有效的统一管理机制,把关人在网络传播活动中的地位比传统媒体来说已经有所下降,不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受众则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不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受众通过选择权和主动权来实现议程设置功能。
网络受众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信息的缺失,而是如何进行信息的筛选、对方方面面的报道作出正确的评价。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网民的鉴别力、判断力参差不齐,因此网民整体水平的提高,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网络规则,身体力行地承担把关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4)道德建设和法律建设并举
一方面,网络媒介要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提倡健康、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遵守职业道德、伦理道德,做好媒介自律。
另一方面,道德要产生必要的约束力,需要相关法律的配合。法律手段是社会控制中最强有力的权威性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道德建设就会软弱无力。同时,互联网的全球性决定了仅仅靠某个国家的立法是不能解决网络传播的国际性问题的,应在全球范围内制定统一的法律框架,共同遵守、联合行动,才能确保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和安全畅通。

⑵ 谈一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社会舆情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哪些异同
谈一谈新媒体环境下,对于社会舆情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哪些异同
业界认为媒体微博主要有三个功能:形象塑造、关系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微博有很多优点,诸如稳定、简单、快捷;但微博也有其致命缺陷,例如其庞大、广泛、不确定的受众面让用户不好把握这样的多元互动。基于视野窄化的原理,从个人情趣爱好出发,微博用户会选择具有某些一致性的人进行关注,这种用户偏好聚合下的自我的议程设置,逐渐形成一个舆论群体。要想使得自我议程设置成为公众议题,媒体微博必须要善于分析自身受众心理,发布适合一部分受众的内容,不断提高粉丝的参与度。媒体微博在运营时要注重策略调整,通过形象塑造、信息推送、意见领袖、话题策划等策略增加自身微博的影响力。
微博言论空间的自由性及巨大的发表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其裂变的传播效果增强了微博舆论监督功能。媒体微博在其传统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基础上提高了信息的实效性,通过强互动凝聚舆论力量,在热点事件当中自成一派,引导舆论走向,形成密集的监督网。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做好舆论话题的引导,如何掌握主动权,这是我们当下急需的。
一、学习认识新媒体,进一步认识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有着明显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的特性,认清这些特性,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新媒体在信息发送上具有即时性。传统媒体反映的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而新媒体却能将正在发生的事实瞬间告知公众。这给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转变观念,学习认识新媒体,通过新的传播渠道及时发言、传播资讯。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开设了官方网站、博客、微博等,积极疏通传播渠道。事实证明,善于运用新媒体,及时回应民意诉求,对密切与群众的关系,对提升自身影响力,都十分有利。
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上具有互动性。无论是参与网上讨论、转发手机短信,还是转载网络言论,受众常常集信息的接受与传播于一体,传统媒体时代“我播你看”的单向流动,正向“全民参与”的传播模式发展变革。这带来了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各种信息都被拓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社会思想意识加速多元化,传统的舆论引导格局正经受着深刻的冲击。新媒体的出现,既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党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领导干部需要改变执政理念与方式,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途径,搭建起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优化决策流程和执政方式的新平台,及时、全面地与公众沟通。
新媒体在信息接收上具有集群性。集群式接收、个性化传播是新媒体的又一明显特征。不同年龄、收入、职业、兴趣的人们在对信息的鉴别、筛选上,具有一定范围内的趋同性,这种趋向促进了新媒体的发展,新媒体的出现又加速集群性进一步走向深入。舆论格局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继续延续以往“批量生产”式的传播方式,传播效果必然要大打折扣。
二、善于运用新媒体,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新突破口
置身新媒体时代,怎样更好地传播主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怎样更好地化解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掌握主动地位,怎样更好地听取群众呼声、进一步改进工作,都是摆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媒体技术、传播手段的更新,为进一步联系群众、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一要合理设置议程。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形态,其特点是“一对多”,媒体往往能够引导和控制舆论,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如果点击率够高、转发量或转载量够大,普通人的言论一样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引发社会大讨论,传播形态变为“多对多”。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设置议程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执政党、政府部门必须遵守新闻传播规律,主动出击,善于运用传播技巧,使媒体愿意围绕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报道,并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互动,产生放大效应,合理地为公众设置议程。
二要处理好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消息的瞬间广泛传播,是新媒体凸显威力的重要表现。然而,怎样恰当处理好突发事件消息的发布,一直以来都是政府部门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新媒体的介入,使这种困惑更加凸显。当前,新媒体逐渐成为热点新闻的首发媒体,而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却频频在第一时间失语。公众被具有震撼性的消息“击中”后,很快开始参与各种猜测和讨论,这固然印证了新媒体传播之快、影响之大,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权威解释缺席后情绪焦虑的一种反映。在传播技术足以颠覆传播形态的今天,不敢说、不愿说、说不好都需要摒弃和改变,人们呼唤政府部门改变心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真正从有利于事情解决的立场出发,在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前提下,利用好新媒体这支利器,将事件真相和处理结果及时告知公众,平息不实传闻,主导社会舆论。
三要做好舆情分析。从根本上讲,网络舆情监测要求达到实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多瑞科舆情数据分析站能满足系统舆情信息服务市场三个要素,实时性:舆情获得越早,给应对和处置留下的余地就越大,而网络舆情的发展往往是爆发式的,机会稍纵即逝,一旦错失最佳时机将追悔莫及;全面性:网络舆情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信息量大,容易使很多重要信息被忽略;准确性:海量信息条件下,如何准确地掌握问题核心,不为纷扰所困,是得出正确判断的关键。“舆情是社会的脉搏”,随着网民队伍不断壮大,网络舆情越来越受重视。源自网络的言论和现实意见相互影响、融合,往往成为社会情绪的晴雨表。由于参与的门槛低,同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网络舆情某种程度上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大众心声。善于倾听,及时捕捉网络舆论热点,了解不同阶层群众的想法和愿望,并对公众的诉求整理、吸纳之后转化为决策依据,对密切党群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善于管理新媒体,打造积极健康的话语场
新媒体发展迅猛,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人们在为它推动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建设叫好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需要接受相应的监督管理,规避可能带来的弊端。首先要正视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特点。匿名发言会降低传播者的责任感,致使网络上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时候人们来不及辨识事实真相,就开始表态发言,加速了不实消息的散播;有的网站或网民为了提高点击率,将一些垃圾信息、不健康不道德的信息也放到了网上……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广泛性在这些时候“助纣为虐”,致使网络舆论走向暴力和失范,网络监管也成了一个世界难题。其次要加强立法,促进新媒体健康发展。很多国家都在网络安全、信息自由、未成年人上网保护等领域进行了立法。当前急需建立和完善与新媒体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度,将新媒体置于相关部门有效监管之下。新媒体存在的舆论风险,不仅需要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公众也需对此廓清认识,提高媒介素养。要使公众了解,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虚拟世界同样也要讲大局、负责任,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言行,一样要接受法律法规的监管。监督的作用体现在一方面优化自媒体舆论生态,另一方面培养网民的权利意识,鼓励网民以公开的、合法的途径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新的传播格局,给传统媒体带来了极大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适时开通微博,利用这个传播平台,给信息插上飞速传播的翅膀,粘合更多的网友扩大自己的网上阵地,从而在这个网络舆论场中查知民意、发出声音、引导舆情,这是时代赋予传统媒体的使命,更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契机。
⑶ 关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小问题
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对推动人类传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新闻传播理论受到了挑战。网络媒体的普及使传播环境发生了裂变,一些适用于传统媒体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依然适用,但是也有不少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本文探讨议程设置理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的变化。议程设置理论概述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就提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①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他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对这个“拟态环境”的反应,而并非对真实环境的反应,我们只能看见媒体所反映的现实,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思想发端。1972年和1976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总统竞选研究中,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说,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为传播效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随后,有众多传播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学者郭庆光在其《传播学教程》中对议程设置理论这样表述: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②如今,在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经到来。网络中多元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权的泛化,使受众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使传统媒体中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被打破,新的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改变。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随着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有关概念也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议程设置理论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是广受关注的话题。在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变化或得到了修正。1.受众的地位改变,议题设置主体发生变化传统传播过程中的受众总是被动地接收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无法同媒体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他们只能在媒体为之设置的议题中挑选和接收信息。而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释放了受众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性,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挑选新闻信息,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因其网络分布式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体的控制权,能实现传者与受者的互动双向交流,公众和媒体成为议程设置的共同主体。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首先,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次,议程设置主体地位具有平等性,不同的议程设置主体间呈现互动交叉性。③这就是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二重议程设置”现象,即在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之外又出现了“网民议程设置”,使原先“沉默的大多数”不仅不再沉默,而且积极参与到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来。2.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出现,个人议题更易转化为公共议题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议题是自我形成,而不是设置形成的。公众议题形成的过程或方式也变得很简单,那就是“互动”,公众在互动中选择哪些事情或议题是重要的。网络时代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是对“议程设置”理论内涵的补充和延伸。如果公众自我设置议程引发社会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议程就会进入传统媒体的议程范围,在网络传播中,某一网民自我设置议程如果能很快引起大量网民关注,也就会很快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④传统媒体关注后又会很快转化为公共议题。总之,个人议题更加容易转化为公共议题,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转载和重新设计,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议题。3.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弱化,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网络媒体改变了网民的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实现了从下向上的传播,不仅可以放大一些重要新闻的影响力,也会弱化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些议题可能是传统媒体比较关注的问题,但如果网络媒体不予重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力就会弱化。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增强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根据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人们在接受外部信息时往往更相信第一次看到、听到的情况。网络媒体的快捷性等优势,使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随时随地发布消息。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发生后,微博等自媒体就同步直播事件的进展,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设置议题。因此,新闻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设置能力。4.媒体间的议程设置进一步发展议程设置不仅存在于媒体与公众、媒体与政府之间,同时,不同的媒体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在网络媒体出现以前,传统媒体一直是公共议题的设置者,并且引导着公共舆论。然而,由于互联网的低门槛、信息发布的自主性和互动性强等特点,每一位网民都可以成为议程设置者。一旦网民设置的议题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该议题的重要性和显着性就会大大提升,很快传统媒体就会将这一网络议题引用过来,进行深入讨论。凡是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议题,都存在着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积极互动的现象。比如在2012年的宁波PX事件中,由于网民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以及意见领袖在微博上的助力,使该议题在网络上被迅速扩散和传播,随后传统媒体相继跟进报道,最终促成了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媒体的报道也会对一些小媒体的报道产生影响,比如人民日报及中央电视台侧重于报道哪些方面的新闻,各省、市媒体就会以此为导向来组织相关新闻报道。结语互联网的出现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也因此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媒体的出现也促使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变化。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没有终结,但的确在弱化,而社会生活并未因此就失去了议程的设置,各种议题仍然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播着。正如麦库姆斯所言:“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⑤注释:①【美】麦库姆斯着,郭镇之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24页②刘德杰:《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探析》,《新闻窗》,2009年第4期,第88页③徐春霞:《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主体”分析》,《新闻窗》,2009年第6期,第77页④谷频:《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军事记者》,2004年第11期,第48页⑤董文娜:《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新变化》,《青年记者》,2010年2月下,第37页
⑷ 议程设置的说明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其观点主要来自政治学,李普曼的《舆论》最早提出该思想,被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年,李普曼在其经典着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
1963年,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提出了对“议程设置”最有影响力的表述:“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 ,这更清楚的指出了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196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并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他们研究的总结。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他们的研究标志着一个新的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议题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播过程,另一个方面是公众在头脑中形成这些议题和对象时新闻媒介所起的作用。
《新闻学大辞典》将议程设置理论解释为:“由马尔科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美国学者沃纳·塞佛林和小詹姆斯·坦卡德在其《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对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较为理性的认识,认为“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指媒介的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而在中国学者郭庆光教授的《传播学教程》一书中,他认为议程设置的中心思想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
根据麦肯姆斯和肖的研究,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与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当时人际交流的情况、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人际交流和亲身观察以及很多具体情况也会增大或减弱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另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时间在媒介的议程设置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并不是立即出现的,一般都是在新闻报道几周之后。同时,公众对信息的接受量一般是有一定限度的,过多的议程往往会削弱媒介议程设置的效果。麦克姆斯和肖的一项研究发现,公众的议事日程中不能超过5-7个议题,否则受众就会忽略很多媒介认为重要的议题。
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议程设置功能,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接受,并从政治、社会生活的多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人们也普遍意识到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是强大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作为新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由于网络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有着很强的互动性,网络受众可以自由地选择信息和表达观点,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同时,以头版或头条形式出现的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网络上也不再那么明显;再者,网络上的信息量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在网络传播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会弱化,甚至不再存在。

⑸ 什么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媒体怎么运用其功能去影响舆论的
在传媒生态日益变化的历程中,危机事件造成了不同以往的传播环境。无论是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还是5月的汶川大地震,抑或是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都成为考验媒体实力和社会责任的标杆。通过比较几次危机事件,笔者看到媒体在面对危机时,不再是沉默无声,而是在坚持导向性的同时进行议程设置,更好地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
议程设置之具体表现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曾将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视为媒体最重要的三项功能。在公共危机来临时,媒体既要快速准确地传递危机信息,又要引导舆论,发挥其重大影响。
1.媒体设置报道时间:及时报道
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范围,是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报道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它在时间范围上,是媒体中长期的系列报道活动。而对于公共危机而言,它是突然爆发,负面影响力强。那么,及时地揭示危机信息,是媒体议程设置的关键要素。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我国媒体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迅速敏捷。不光满足了受众最基本的知情权,也及时地化解了猜疑误解,将真相公布于众,从根本上破除了谣言。
2.媒体设置报道内容:人文诉求
公共危机发生后,会引起民众恐慌,在面临追求新闻效应和人文关怀的窘境中,大众传媒的新闻选择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新闻报道的首要内容,是密切关系人民生活的危情讯息。当然,这种选择必须建立在媒体全面客观的报道上。
“三鹿奶粉事件”中,媒体意识到人文诉求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环境监视的效力,直指危机事件的主要源头。媒体将报道视角充分投向民众最关心的事情,从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突出各阶段报道的重点,这样才真正承担起社会喉舌的职责。
3.媒介积极行动:引导舆论
日常生活中,媒体的议程设置主要是通过报道的选择和呈现来完成的。在危机关头,大众媒体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监督的功能,通过新闻触角及时发现社会中的阴暗面,使被监督者迫于舆论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要多发挥抚慰力量,给受众带来危机关头的心理安慰。这次事件中,因为婴幼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新华社接连播发多条稿件,追踪事件进展。这种连续性的追踪报道,不光让受众了解灾情信息,还发挥了主流媒体的功能,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所及范围,引导了社会舆论。议程设置的负面效应我们在肯定媒体作为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它们设置议程时的负面影响及社会后遗症。
1.社会和受众角度。首先,媒体议程设置过度可能引起舆论压力,形成社会意见压迫。在危机发生初期,媒体积极全面的报道无可非议,但是在危机后期,媒体应把握信息报道的度,避免给当事人及企业造成过度压力;其次,媒体议程设置不当,可能误导舆论,影响受众正确认知。危机事件的发生,给受众带来身体和精神上诸多伤害,此时急需媒体准确全面的报道。但若报道延迟或内容不当,会使受众产生怀疑和追问,直接影响媒体的声誉。议程设置的关键是对事实客观全面的报道,这样才能满足受众基本的知情权。
2.媒体角度。大众传媒进行环境再构成时,必须把握好议程设置的度和量。否则,将给媒体自身发展带来羁绊,严重损害其最有价值的媒体信誉。同时,这也会弱化媒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准则。而新闻媒体拥有客观、准确、平衡的报道方式和实事求是的评论方法,才是获得公信力的有效手段。有效地发挥议程设置能力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如何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呢?
首先,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媒体要寻求新闻价值与政府宣传的契合点。危机事件是突然袭来的事件, 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进行议程设置要掌握好量和度的把握。我国的媒体面对两个报道取向——政府还是社会,要综观全局,在把握正确的宣传导向时聚焦社会问题。在具体操作时,一方面要明确正面宣传、积极鼓动、做好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我国媒体要掌握当时的现实情境,做到既最大程度实现新闻价值, 又能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其次,媒体要重视对危机事件本身和普通群众的报道。媒体具体操作时,应该更加重视人文关怀,给予客观公正的报道, 并且履行好传播信息、沟通危情、监督政府,抚慰协调的功能。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新闻媒体必须积极有效地发挥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在这场传媒战役中,媒体不仅仅是尽职尽责,而要在协调多方利益的前提下,有效介入危机事件。这样才能最大地化解公共危机,为社会稳定与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
⑹ 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议题设置功能是强化了还是变弱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适用于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依然适用于互联网媒体?很多研究者认为,在网络传播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将会发生变化。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拥有了自主选择新闻来源的权利。新媒体环境中,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泛化,使得传统媒体设置“议事日程”的基础被打破,网络环境下,新的信息传播模式中议程设置理论在保有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又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网络媒体具有即时、广泛、互动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了改变,通过网络获知信息,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所以网络议程设置功能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⑺ 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议题设置功能是强化了还是变弱了
可以强化。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手机短信和网络短信等新媒体服务提供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其内容正在变得一味以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时间、追求点击率为话题议程设置之要旨。在此情况下,公众对于重大事件的真相了解变得更加片面,更加感性。新媒体议题设置功能片面强化的一个后果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促使传媒旨趣从社会责任向增值产业迅速过渡,最终加速公共领域的缺失。社会管理者一旦丧失了舆论影响力的主导权,会处于一种劣势,一种失语的危险状态,它的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新闻的“三贴近”就是让媒体的议程变成公众议程,把党中央所关心的事情和问题变成广大公众所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政府要学会成为新闻的第一定义者。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在第一时间发出政府的声音。
⑻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区别是什么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定义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时代发展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而有所区别,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市场类型、受众类型、写作内容、排版规则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传统媒体目前是国家垄断性,而新媒体属于自由竞争市场,作为新媒体重要媒介的互联网没有垄断保护。但两者作为品牌营销、产品营销的推广渠道平台来说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需要我们要对自己的品牌或产品有足够的认知,如需品牌产品诊断推荐咨询广之推网络科技【点击领取免费品牌诊断方案】。传统媒体是“主导受众型”,而网络新媒体是“受众主导型”的。在网络媒体里,受众有更大的选择权。网络新闻文稿关注的是速度快,文章要短。网络标题的制作是大白话,直接了当,突出重点。而传统媒体则更加注重质量,如新闻网站、报纸杂志、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报纸有版面的规律,报纸版面的轻重、主次,标题的处理、版面区域的安排;电视台有严格的审核细则和流程。而网络新媒体是以时间流分配信息的,如自媒体、短视频平台。没有平面布局的概念。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像报纸一样成熟的版面语言。所以怎么选择推广方式,视乎自身品牌产品是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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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议程设置的媒体
从伯纳德·科恩于1963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后,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研究的热点课题一直得到发展和丰富。议程设置理论就是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一般而言,议程设置功能是一个分成三部分的线性过程:首先,必须设定媒体中将要被讨论的问题的轻重缓急,即媒体议程;其次,媒体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公众观念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公众议程;最后,公众议程在某些方面影响政策制定者所重视的事物,或者与之发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议程。舆论导向正确的重要性也可由此证明。
在网络媒体兴起前,传统媒体在社会传播中占据主要地位,传统媒体议程也对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产生着巨大影响。而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由于具备“渠道容量丰富性”、“实时性”和“多元互动性”三个特性,已经和正在对传统媒体议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⑽ 请问在新媒体背景下议程设置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那些新闻网站的标题或者是论坛的标题以及微博的热点话题
议程设置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的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中,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着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程度的判断。随着新兴媒体平台的不断出现,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布议题的主体,这导致传统的以大众传媒为主体的议程设置发生了重组性的改变。接下来将以热搜排行榜为例论述新媒体时代下议程设置的改变。
一.议程设置主体的泛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传播主体是大众传媒,是“传媒精英”,他们通过设置议题来影响受众,受众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不能自由选择议题,也不能自己设置议题。但是在现在的新媒体时代,赋予了每个人公开发表自己言论,评论他人言论的机会,在这个话语平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例如,网红papi酱就是通过在微博发布视频而走红的,她的视频就可以看做是设置的议题。
二.议程设置内容的泛娱乐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代表的是党、政府、人民的利益,发布的也是与之有关的议题。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内容的出现了泛娱乐化。花边新闻、八卦新闻经常霸占微博热搜排行榜前几名,鹿晗等流量明星出现在飞机场之类的消息动辄成为榜首,而一些真正利于人民的问题热度却远不如此。
三.议程设置渠道的多元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媒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公众进行议程设置,渠道种类少,传播范围也比较小。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各种各样新媒介新技术的普及,议程设置的渠道和方式变得多元化。微博热搜排行榜就是一种议程设置的渠道,排名靠前的议题更容易影响更多受众,因此出现了很多明星或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买热搜”的情况
四.用户属性的多样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传播技术的不发达,传播的信息能保存的时间不够长,传播的距离也不够远。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介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也有很大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可以接受到传播内容,参与到其中。之前的滴滴事件,各行各业的人都发声了,这是传统的议程设置达不到的效果。
五.影响效果的不确定性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媒对议题具有主导作用,议题的选择、传播等环节都是按照传播主体的意愿进行的。而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渠道、传播人群、传播主体都变得多样化,大众传媒无法控制议题所产生的影响。不确定性体现在受众拥有了舆论监督的权利,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同的人对事件的不同解读都可能影响到其他人对该事件的看法,之前对于王凤雅事件的错误解读就他们一家形成了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