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实施细则

其实很多人在网络上从事危险的工作并不只是自己的意愿，有可能只是被别人忽悠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并且提高警惕。就比如说传销是非常感到可怕的，而且给人洗脑。这也不是人们自愿去的，而是被那些传销人员给忽悠走的。所以在有人介绍给自己工作或者从事网络行业的话，一定要先与家人商量，让家人帮助自己判断一下这个工作的安全性。

Ⅳ 我国颁布了几部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

我国颁布了关于网络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以下四部。

国家和网络安全职能部门下发的有关网络安全的政策及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介绍：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网络安全法》是我国网络空间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是依法治网、化解网络风险的法律重器，是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介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最初由2005年9月25日实施，由于个别组织和个人在通过新媒体方式提供新闻信息服务时，存在肆意篡改、嫁接、虚构新闻信息等情况，2017年5月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外公布新版本，正式实施时间是2017年6月1日。

《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介绍：2018年11月1日，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根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根据网络安全防范需要和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的具体情况，对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开展监督检查。

《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介绍：2017年11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公共互联网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求部应急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应当及时汇总分析突发事件隐患和预警信息。

(5)法院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实施细则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规范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确保公正高效审理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实际，就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相关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

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第五条 互联网法院应当建设互联网诉讼平台（以下简称诉讼平台），作为法院办理案件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专用平台。通过诉讼平台作出的诉讼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所需涉案数据，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相关国家机关应当提供，并有序接入诉讼平台，由互联网法院在线核实、实时固定、安全管理。诉讼平台对涉案数据的存储和使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六条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使用诉讼平台实施诉讼行为的，应当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征识别或者国家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等在线方式完成身份认证，并取得登录诉讼平台的专用账号。

使用专用账号登录诉讼平台所作出的行为，视为被认证人本人行为，但因诉讼平台技术原因导致系统错误，或者被认证人能够证明诉讼平台账号被盗用的除外

Ⅵ 五禁止指的是什么

五禁止指的是：
一是禁止将涉密信息系统接入国际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
二是禁止在涉密计算机与非涉密计算机之间交叉使用U盘等移动存储设备；
三是禁止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国际互联网等公共信息网络上的数据拷贝到涉密信息系统；
四是禁止涉密计算机、涉密移动存储设备与非涉密计算机、非涉密移动存储设备混用；
五是禁止使用具有无线功能的设备处理涉密信息。
五个严禁”，是最高法院于29年1月8日推出的规定。即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
针对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的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五个严禁”的硬性规定。同时公布“五个严禁”和举报电话，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一律调离工作岗位，严格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国家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下列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
(一)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二)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三)采取监测、记录网络运行状态、网络安全事件的技术措施，并按照规定留存相关的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四)采取数据分类、重要数据备份和加密等措施;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十二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六十条·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设置恶意程序的;
(二)对其产品、服务存在的安全缺陷、漏洞等风险未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
(三)擅自终止为其产品、服务提供安全维护的。

Ⅶ 《网络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法律分析：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一些经营者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的事件频发，引发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杨万明：比如，有些知名门店使用“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分析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心情等，进而采取不同营销策数旁略。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自然人的人格权益，亟待进行规制。

最高法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制定司法解释，对人脸信息提供司法保护。解释明确规定，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物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

伴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一些小区引入人脸识别系统，用“刷脸”代替“刷卡”，社会各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将人脸识别作为住户身份验证方式，是一种智能化管理，可以更精准识别出入小区人员，让小区管理更安全、更高效。也有意见认为，在录入人脸信息时，小区物业要求人脸信息和详细住址、身份信息相绑定，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可能给公民个人隐私造成损害。那么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此是如何看待的，继续来看报道。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小区物业强制“刷脸”的问题，社会普遍关注。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小区物业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必须依法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只有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自愿同意使用人脸识别，对人脸信息的采集、使用才有了合法性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郭锋：实拆卖践中，部分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脸信息，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这种行为违反“告知同意”原则，群众质疑声较大。我们应该拥抱新科技，但同时也要尊重人格权益。小区物业不能以智能化管理为由，侵害居民人格权益。

为此，《规定》明确：“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旅毕逗式，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这一规定，小区物业在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应当征得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式，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格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最高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 须征得监护人的单独同意

伴随着人脸识别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未成年人的人脸信息被采集的场景也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的人脸信息一旦泄露，侵权影响甚至可能伴随其一生。因此，新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的人脸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作出了专门规定：如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求信息处理者更正、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更正、删除。新司法解释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司法审判层面加强对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郭锋：按照告知同意原则，根据第2条第3项的规定，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必须征得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关于具体年龄，可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将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认定。

最高法表示，从责任认定角度看，新规结合当前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保护现状，明确将“受害人是否未成年人”作为责任认定特殊考量因素，对于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在责任承担时依法予以从重从严，确保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依法得到特别保护，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应用程序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

长期以来，部分移动应用程序通过一揽子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方式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的问题突出，这既是广大用户的痛点，也是维权的难点。对此，司法解释明确了此类处理人脸信息的新规则。

最高法表示，由于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个人权益影响重大，因此，在告知同意上，有必要设定较高标准，以确保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合理考虑对自己权益的后果而作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 陈龙业：《规定》第2条第3项引入单独同意规则，即：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人同意时，必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单独取得个人的同意，而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等方式征得个人的同意。

最高法介绍，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个人同意是信息处理活动的合法性基础。只要处理者不超出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原则上该行为就不构成侵权行为。自愿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个人的同意必须是基于其自愿而作出。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陈龙业：特别是对人脸信息的处理，不能带有任何强迫因素。如果信息处理者采取“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模式，会导致自然人无法单独对人脸信息作出自愿同意，或者被迫同意处理其本不欲提供且非必要的人脸信息。

为强化人脸信息保护，防止信息处理者对人脸信息的不当采集，《规定》第4条对处理人脸信息的有效同意采取从严认定的思路。对于信息处理者采取“与其他授权捆绑”、“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信息处理者据此认为其已征得相应同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明确五类情形可以使用人脸识别

刚刚我们了解了很多对禁止使用人脸识别和限制使用人脸识别的规定，那么是不是人脸识别一律不能用呢?什么情形下，信息处理者可以应用人脸识别技术收集个人信息，新规也进行了列举。

新规明确， 有下列情形之一，信息处理者主张其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而处理人脸信息的;

(二)为维护公共安全，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

(三)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人脸信息的;

(四)在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处理人脸信息的;

(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