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從國際關系分析的三種理論視角出發 談談如何看待無政府狀態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性質的答案，以下談談三大主流國際關系理對國際體系無政府性的基本主張。
一、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最大的區別在於國內上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有權威的政府來維持國內的秩序，國際社會則剛剛相反，因為缺乏與國內社會類似的政府權威，而處於無政府狀態，各個國家以權力為手段來實現國家的利益，不要是生存利益。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也是一個自助的體系，為了實現自己的安全利益上的目標，國際倫理和道義與至相比是很虛幻的，也是沒有太多意義的。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多是對抗的關系，體現為國際利益的沖突和對抗。現實主義從人性惡的哲學命題出發，認為國家的利益是為了維持存在，所以一國應該發展以軍事實力為主的各種權力手段。由於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無法界定擁有多大的權力才能實現國家的利益，所以國家傾向於無限制的發展軍事力量，認為只有當自己的力量強於對手時菜會覺得安全。因此所有的國家信守這樣的原則，盡量去爭取權力，提高自身權力。因此，在安全問題上，國家間往往容易陷入安全的困境，導致軍備競賽。這是典型的霍布斯的政治文化。結構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沃爾茲認為，國家的目的是為了安全，所以國家的發展軍事的目的主要是防禦性的，被人們認為是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代表；米爾斯海默作為新現實主義的領軍人物，認為獲得安全的前提是獲得相對於對手的優勢，由於優勢難以界定的特點，國家永遠不知道多少權力才是夠用的。所以，我家傾向於無節制的發展實力，這樣國家最終會陷入爭霸的循環，大國的崛起和衰落時循環往復的。因此，米爾斯海默被認為是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他對國家間關系是悲觀的。
二、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基本上接受了現實主義關於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世界體系是一個自助的體系的理論假設。但是自由主義認為人在的一切政治活動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認為人的自由可以在人的理性的基礎上，通過各種活動得以擴展，重視道德，強調合作，並將這種觀點延伸到國際關系領域。自由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關系之所以有沖突，是因為國家無法判斷彼此的意圖，缺乏信息交流的機制。因此，現實主義主張建立國際制度，強調多邊主義和國家治理來規避無政府政府狀態下國家間關系的沖突和對抗。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有威爾遜、基歐漢等。
三、建構主義是21世紀新興的國際關系流派，現已成為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三足鼎立的學派。建構主義提出了觀念的建構概念，認為國際關系的狀態是國家對相互關系觀念建構的結果，進而提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只不過是國家觀念建構的產物，無政府狀態不過是關於國際社會觀念建構的一個邏輯。除了以對抗為特點的霍布斯邏輯（無政府的邏輯），還有以強調競爭的洛克邏輯和強調合作的康德邏輯。因此，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不會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客觀存在，而已國家在漫長的過程中建構的社會現實，或者說是觀念的體現。考察國家間關系時，不僅要看他們是不是鄰國，是不是有核武器，還要看他們是不是朋友。朋友和敵人其實都是觀念建構的結果。這些思想體現在建構主義的領軍人物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由於篇幅和時間限制，隨便說些，希望對你有些幫助。
Ⅱ 怎樣認識全球化時代的安全問題
時代判斷是最高層次的戰略判斷，也是國家安全環境的總的歷史背景。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安全問題，是在一個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生的，這就是「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時代給人類的安全問題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和全新的變化，不從這個大前提出發，我們就搞不懂今天的安全問題和戰略問題。
全球化時代賦予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第一個本質特徵是安全的兩重性特徵。全球化時代給安全問題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於國家之間利益關系格局的深刻變動。因為安全歸根結底是基於利益的關系。所謂安全就是指安全主體的生存與發展的利益免於危險和威脅的客觀狀態和主觀行為。利益規定安全，從來如此。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決定一定時期安全的總體面貌。全球化時代下國家利益關系的性質與過去相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零和狀態下國家關系的性質大多是單一性的，那就是對立與對抗，而全球化時代國家關系的性質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兩重性。全球化絕沒有消除對立和對抗，相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激化了各種矛盾，加劇了全球范圍的沖突。但與此同時，國家之間的同一與合作因素也在增長。相互依賴與相互競爭的同步加深，使國家間的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對安全行為的驅動也雙向化。對立的利益導向沖突，共同的利益導向合作。冷戰時期，國家之間也時有合作，但與國家的對立相比，只具有從屬的意義，合作手段在安全上的運用多是在策略層面，這是因為對立在國家利益的矛盾中居於主要方面。而全球化時代則不同，隨著國際相互依賴的不斷加深，國家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雖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對立與沖突，但卻能與同步存在的對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情況在當前的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美歐關系、美俄關系、乃至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兩岸關系中都屢屢呈現。這種狀況要求安全的行為主體把針對安全兩重性的兩手策略（以斗爭對斗爭，以合作對合作）上升到戰略手段的層面來運用，同時要求在安全的哲學觀念上與時俱進，更新思維。既要堅持「一分為二」，又要倡導「二而為三」，善於在國家利益的對立與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異中找尋出路，以達到維護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時代安全問題的第二個本質特徵是安全的整體性空前加強。全球化的根本推動力是生產力的擴張和資本的擴張，全球化時代就是這兩個擴張推及全球，深入到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生產力的擴張把全球的生產和生活日益整合為一個整體，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義上和全球層面上維護安全的課題；資本的擴張沒有消除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矛盾，只是改變了這些矛盾的表現形式和發生作用的范圍，因而使老的安全威脅具有了新的形態和更大的活動空間。於是我們看到，美國的霸權威脅過去是區域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戰略重心已經由歐洲擴展到整個歐亞大陸，世界上各個國家在理論上都存在著面對美軍全球到達的可能性；中國的安全問題隨著國家利益的拓展也已遠遠超出了國界，同四面八方發生了相關的利益關系，如果缺少一個兼顧國內和國際，周邊和地區，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的全面籌劃，就不能有效地應對威脅，維護好自身的安全利益；當前，最大的安全斗爭表現為全球治理的路線之爭，是謀求單極還是推動多極？是美國化還是國際關系民主化？正成為國際力量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種種，都是全球化時代安全整體性日益增強的表現，都充分體現了安全的全球關聯性。
全球化時代，各國的安全已聯成一氣，要想割開是完全不可能的了。每一個國家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目標，必須適應全球化安全整體性的特點，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來籌劃國家安全。根據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國安全利益的拓展，樹立大周邊、大安全的觀念；必須加入到全球穩定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機制中去，在其中發揮建設性的推動作用；必須從地區、周邊和全球的層麵塑造良性互動的安全結構；必須把本國、本地區最緊迫、最要害的安全問題放到全球總的安全關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決，在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變動的大棋局中加以謀劃。不僅要重視國家關系和地區關系的互動，而且也要重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的互動，還要高度重視國內事務與外交事務在維護國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動。全球化時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個安全的全球化時代。
全球化時代給安全問題打下的第三個深刻印記是——「應對復雜」。由於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原因，我們現在面臨的安全領域不知要比戰爭年代和冷戰時期擴大了多少倍，就安全類型講，現在是兩類安全並存，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交織影響，相互激盪、相互轉化；從安全的行為體講，在國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國家安全之下，又有社會安全和人的安全；各類利益關系交叉重疊，形成了維護安全的「兩難」困境；通訊技術的躍升所帶來的革命性影響進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復雜性特徵，信息技術和信息網路的放大效應和工具效應大大改變了安全的時空特徵，造成安全問題擴展化、安全環境虛擬化、安全邊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對稱化等等新形態，在全球化時代，沒有涇渭分明的敵我界限，也作不出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斷，更找不到絕對適用的萬全之策，系統性、模糊性、綜合性成為處理安全問題最管用的方法，意志力、穩健和成熟是領導集團維護國家安全必具的素質和品格。鄧小平同志曾指出：「不要把形勢看得一團漆黑，不要把我們說成處於多麼不利的地位。」「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於把握。」全球化時代安全的復雜性固然增加了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但是也恰恰因為復雜，給我們提供了利用復雜矛盾，爭取戰略迴旋空間，制約戰爭傾向，維護和平局面的更多條件。
Ⅲ 網路安全法規定網路空間主權的內容包括
網路空間主權是一國國家主權在網路空間中的自然延伸和表現。
《聯合國憲章》確立的主權平等原則是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覆蓋國與國交往各個領域，其原則和精神也應該適用於網路空間。各國自主選擇網路發展道路、網路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和平等參與國際網路空間治理的權利應當得到尊重。
第2條明確規定《網路安全法》適用於我國境內網路以及網路安全的監督管理。這是我國網路空間主權對內最高管轄權的具體體現。
《網路安全法》將原來散見於各種法規、規章中的規定上升到人大法律層面，對網路運營者等主體的法律義務和責任做了全面規定：
包括守法義務，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義務，誠實信用義務，網路安全保護義務，接受監督義務，承擔社會責任等，並在「網路運行安全」、「網路信息安全」、「監測預警與應急處置」等章節中進一步明確、細化。
(3)國際關系理論視角看網路安全擴展閱讀
《網路安全法》第五章將監測預警與應急處置工作制度化、法制化，明確國家建立網路安全監測預警和信息通報制度，建立網路安全風險評估和應急工作機制，制定網路安全事件應急預案並定期演練。
這為建立統一高效的網路安全風險報告機制、情報共享機制、研判處置機制提供了法律依據，為深化網路安全防護體系,實現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網路安全態勢提供了法律保障。
Ⅳ 運用國際關系來回答我國應該如何維護國家網路安全
網路安全問題是網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樣，網路安全問題的解決也離不開先進技術的支撐。對於當前網路中普遍存在的數據安全和信息安全問題，可以通過加快開發研究防病毒技術、防火牆技術、防攻擊入侵檢測技術、加密與認證技術等先進技術進行有效防範。 深化國際交流合作。互聯網具有超越國界的國際化特徵，大量的互聯網安全問題需要各個國家之間的通力合作與緊密配合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當前，一些發達國家在互聯網安全監管方面已經形成了一些比較成熟的做法，對維護網路安全起到了積極作用。比如，根據不同網路行為，採取保護、規范、限制、禁止等措施。我們應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借鑒國外的成功做法和經驗，切實維護網路安全。 建立長效監管機制。網路安全問題是一個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跨國界的復雜問題，不可能由哪一方面單獨解決。應整合政府管理部門、行業協會、社會公眾三方的力量，建立多元監管模式，形成長效監管機制。
Ⅳ 網路安全是傳統安全嗎
網路安全不是傳統安全。
網路安全是非傳統安全中的一個需要重視的重點問題中的一個需要重視的重點問題。隨著計算機的 迅速普及和網路的快速發展，它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開始在國際關系領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受到國內外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給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帶來很多議題。
Ⅵ 美國先發制人戰略對全球網路安全有何影響
析美國先發制人戰略
先發制人戰略是喬治?W?布希任內國家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國為消除九一一恐怖陰影做出的帶有激進風格的戰略選擇，又是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擴張的相對「理性」手段。自從一年前美國將伊拉克作為先發制人的第一個試驗場開始，該戰略的命運就已經與伊拉克局勢的發展以及布希的個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國總統選戰剛剛進入白熱化階段，先發制人能否繼續成為下一屆的戰略選擇，仍是個未知數。但是，它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的沖擊已經十分明顯。
作為一種指導美國「反恐」行動的軍事戰略，「先發制人」是指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支撐，以國家核心利益為尺度，以絕對安全為目標，採取一種超前性和進攻性的戰略態勢，在恐怖主義勢力和「敵對國家」對美國產生實質性威脅前將之摧毀。該戰略的出台並非偶然，而是在布希一面對阿富汗「反恐」戰爭進行總結，一面對國內、國際安全環境重新評估的過程中，逐漸醞釀而成的。它與「國土防禦」內外結合，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布希任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先發制人戰略自提出至今已近兩年，在其指導下的美國對外軍事干涉行動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但這些行動給美國國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帶來的深刻影響已經開始明朗化。本文試圖從心理淵源、理論基礎、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對先發制人戰略重新進行系統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該戰略的新思路。
先發制人戰略的心理淵源
先發制人戰略是產生於特殊社會氛圍，帶有激進風格的一種軍事戰略。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美國人心中的「恐怖陰影」和「帝國夢」相互摻雜的外在表現。
被喻為美國歷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帶來了美國正常社會節奏的紊亂。恐怖氣氛之下，美國經濟一度連續季度負增長，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跌至自30年代大蕭條的最低位，航空、旅遊、保險等行業所受打擊更無法用數字估量；美國社會的政治氣氛也開始安全化，「美國情結」無處不在。
由此，「國土不安全」，「恐怖主義的威脅尤其捉摸不定」，「對自由的最大威脅在於極其危險的激進主義與技術的結合」等這些社會共同的心理感覺，也就不可避免地作為主要結論反映在布希國家安全環境評估中，這在冷戰後美國歷史上還是首次。在這樣一種氛圍下，越是擺出堅決（甚至極端）的姿態，就越會得到國內民眾的支持。九一一後，有關國土防禦、增加防務開支，甚至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提案在美國國會幾乎都得以高票通過，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認為，面對九一一這樣的問題，無論哪位總統在台上執政，恐怖主義問題和「反恐」機制建設都會成為戰略重點，美國都很有可能進行對外干涉。不同的是，作為保守理念忠實信徒，布希的先發制人戰略更具「預防性攻擊」特色。
「反恐」一時成了全民性的任務，卻並沒有動搖美國人在後冷戰時期對帝國理想的追求——確保和利用「獨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價值觀改造世界，建立「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希一直堅持的「反恐」口號是「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戰」，目標則是打擊恐怖主義，並「鍛造有利於美國的新型的國際關系，並以適應新世紀需要的方式重新定義舊有模式。從這一點講，布希戰略的先發制人戰略與老布希-柯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戰略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手法」變換而已。
柯林頓時期積累的豐厚經濟遺產，為先發制人戰略提供了強大的實力支撐，使布希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動出擊」。柯林頓以成功的經濟政策「打造」了以知識與信息經濟為中心的「新經濟」，使美國經濟保持近十年的繁榮。到2000年財年，美國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達到了33%，而柯林頓以前的20年，除個別的年份外，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這樣，即使布希時期美國的軍費開支屢創新高，美國的國防投入佔GDP的比例也沒有高到影響經濟發展的程度。
先發制人戰略的理論基礎
與冷戰後美國舊有國家戰略相比，先發制人戰略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擴張而言，沒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爐並非是「篤病亂投醫」、一蹴而就，而是有堅實的立論基礎的。里根時期鼎盛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思想，在柯林頓時期卷土重來，並在布希上台後再次成為美國外交的行動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國保守陣營中在外交政策領域極為活躍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取得國會領導權，而增強了對美國外交的影響力度。在國會的作用下，柯林頓外交戰略中「過於相信」多邊主義和「四面出擊」兩大「錯誤傾向」逐步被糾正，現實主義國家利益觀得到了更多重視。比如，柯林頓受壓之下逐步減少了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支持力度，放棄了自由派倡導的低投入政策，離任前美國的防務預算已接近於冷戰結束初期的水平，NMD研發獲得的撥款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認為，老布希-柯林頓時期的美國一直沉湎於「戰略間歇期」，從道德到戰略，全方位向敵人繳械；柯林頓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棄了美國世界責任；美國的軍事實力因防務開支的過分削減而到了不足以應對未來挑戰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選前為柯林頓以後的美國對外戰略作了如下設計：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時期引導美國走向冷戰勝利的那些「非常規」教義，繼續開展 「保衛和擴展」國際秩序的行動，而不是消極地等待向美國價值觀提出挑戰的新「納粹政權」的出現。第二，美國積極追求領導權的過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敵意，反對者有可能與其他「獨裁政權」或「流氓國家」組成戰術聯盟，或者試圖分化美國的盟國。但這是美國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是美國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訴諸武力解決問題，就不能半途而廢，就應把外交和軍事行動進行得更徹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不能僅像海灣戰爭中一樣，把戰爭目標局限於解放科威特，而是應該徹底鏟除薩達姆獨裁政權，直至與美國友好的新政權得到鞏固。
由此看來，「先發制人」並非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布希的當選使保守主義思想彰顯，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義銷聲匿跡，新保守派的對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貫徹而已。
先發制人戰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戰爭基本上是美國對於九一一事件的應急性反應，但是通過這次戰爭，美國不僅成功地展示出超強的軍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規則的制定權。為鞏固和擴大「反恐」成果，布希迅速將伊拉克選為下一個打擊目標，並為此進行了長時間的國內、國際動員。可以說，先發制人戰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戰爭對象的選擇是一個決策過程的兩個結果，前者為後者提供了理論指導，後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驗證。因而，美國在伊拉克的外交實踐和軍事行動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先發制人樣本。
列入美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支持恐怖主義」黑名單的國家不少，布希卻把薩達姆政權第一個挑出進行先發制人軍事打擊，其原因在於：美國在伊拉克經濟資源訴求不小於安全訴求；伊拉克處於「無賴國家」和中東地區的地緣核心區域，戰爭具有更明顯的示範效果；伊拉克處於大國地緣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邊緣地帶，戰爭不易引起其他大國的過分緊張；薩達姆對國內的獨裁統治使美國公眾對之好感甚少，有利於美國國內的戰爭動員；美國擁有海灣戰爭的歷史經驗，而且遭受十餘年經濟制裁的伊拉克國力更加虛弱；對伊拉克的「遏制」和「聰明制裁」機制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沒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產，對巴勒斯坦恐怖主義提供資助，或成為不穩定之源」。這些獨特性使美國的決策者對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收益預期大大高於成本預期，新保守派激進但不失「理性」的戰略目標選擇方法可見一斑。
美國以近乎輕松的方式完成了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薩達姆政權徹底垮台。美國在戰略層次獲得了如下好處：其一，世界「獨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證。戰前美國的單邊主義與霸權意識已顯露無疑，俄法德中等大國對此強烈反對。但在戰爭結束後，為了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不被邊緣化，法俄德等反對者不得不爭相與美國修好。當然，這是大國關系的復雜性使然。一個明顯的結論卻是，美國的意願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過對伊拉克石油資源的控制，贏得了經濟利益和戰略主動權。控制了中東的石油資源就相當於控制了其他國家經濟的命脈。無論對伊軍事佔領要耗費多少國力，無論2004年大選後誰上台執政，美國都不會放棄在伊拉克既得的經濟利益。其三，通過軍事行動重塑中東政治版圖的努力，對「無賴國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伊戰後，被美國列入 「邪惡軸心」和「無賴國家」黑名單的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以及朝鮮，都先後明示出不同的妥協姿態，盡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國能否最終「擺平」伊拉克這一標准來衡量。此外，戰爭沒有對經濟復甦造成多少負面影響，美國經濟基本擺脫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極影響。
先發制人戰略從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對冷戰後美國對外戰略的傳統模式進行了「揚棄」或「改良」，似乎引導美國外交走上了一條全新道路。但從美國在伊拉克的實際操作來看，該戰略一些先天的、無法克服的缺陷也顯露無余：
第一，過分依賴軍事手段與恐怖主義「擴大化」
布希認為，由於「恐怖勢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為之提供幫助的國家之間沒有任何區別」，美國只能通過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深入敵國遏制恐怖主義的蔓延，也只有這樣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恐怖主義問題。這一邏輯不僅打破了美國外交一貫的「超脫於外，平衡獲益」的歷史傳統，而且錯解了恐怖主義產生的真正根源，錯用了「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在國家間層次，軍事方法是決定性的，它可以顛覆一個政權，甚至使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版圖上永遠消失；但恐怖主義與其說是政治性命題，不如說是經濟、社會問題在政治領域的集中表現，其解決方法只能是綜合性的。
由於認識的偏頗和方法選擇的不當，美國的軍事行動輕而易舉地「鏟除」了薩達姆政權，卻也激發了恐怖主義的「潛力」。一些小盟國撤軍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並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佔領軍不得不同時應對來自於地方武裝和恐怖分子的「混雜威脅」。美國提出的「中東民主共同體」計劃，也引起了阿拉伯國家的疑慮和不安，加劇了該地區的政治動盪，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國內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增長。美國遭遇這些的原因，與其說是布希和新保守派沒有為「建立友好政權」做好准備，毋寧說先發制人戰略從開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成分。
第二，「鞏固和強化與盟國關系」與自由選擇多邊主義
先發制人戰略雖然客觀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希一直沒有將二戰以來的「盟國一致」原則當作美國軍事行動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戰爭對美國行動正義性和國際號召力的「成功」驗證，使布希對伊拉克戰爭的勝利信心十足。
以美國的實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國的關系不會因為一兩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從伊拉克戰爭來看，這些分歧對美國利益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視：其一，行動中盟友反對者的掣肘和行動後相互妥協的高成本，使美國不能充分實現其行動前的戰略目標；其二，盟友反對者的獨立傾向受到刺激，從長遠講不利於美國「一極」統治的實現；其三，盟友支持者會因反對者的存在提高要價，美國只能做出更多的讓步；其四，盟友間也需要「大國一致」，一些較小的盟國可以「搭車」，卻很難在關鍵時刻提供可靠的幫助。
如果今後美國仍以伊拉克方式繼續實施先發制人戰略，那麼布希一邊「鞏固和強化與盟國關系」，一邊追求行動自由的「盟國戰略」，很可能會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設計的「自由選擇多邊主義」，即「根據不同的外交問題，選擇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論，做起來比說起來難得多。
第三，繞開聯合國的軍事行動與借重聯合國的治理進程
在伊拉克問題上，聯合國充當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國向強權靠攏的「自我保護意識」，皆彰顯出既有國際機制在維持世界秩序方面的無效和無力；而重建工作的回歸卻又證明聯合國仍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正統性，美國依然需要聯合國來加強其「軟力量」。戰時美國可以單獨行事，但在戰後沒有聯合國對其合法性的追認，就難以成事。這些事實也顯示出「先發制人」戰略本身蘊含的一組矛盾，即美國的單邊行動與「多邊理想」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美國霸權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美國主導下的多邊體制，通過「制度」與「力量」的結合來維持世界體系的穩定。這也是美國自認為優於以往任何帝國霸權之處。新保守派一方面強調「力量」的擴張及其效能，把聯合國貶低為「世界官僚主義組織」，另一方面卻也要讓美國的行動為「自由國家」樹立榜樣，依靠美國的「道德優勢」和「善性本質」來維持領導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這種榜樣是很難樹立的，因為「自由選擇多邊主義」干擾了美國與盟國關於「民主共同體」觀念的共識。長此以往，美國會因小失大。
先發制人戰略的國際影響
美國先發制人戰略的提出和實施，破壞了現有國際秩序的穩定性和多邊機制的有效性，也給新世紀國家間良性關系的建立和發展帶來了陰影。伊拉克戰爭之外最令人擔憂的是，先發制人戰略作為一種模式近兩年來正在像毒菌一樣，在一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和比較活躍的地區行為體中間蔓延開來。這些國家也在像美國一樣，擺出強勢姿態，明確打擊對象，加強軍事准備：
2003年11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如果「先發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則在國際實踐和國際生活中得到確立，為捍衛本國的國家利益，俄羅斯將保留「先發制人」使用武力的權利。
2004年3月，日本防衛研究所發布年度《東亞戰略概觀》，明確提出日本自衛隊應確立先發制人戰略的觀點，聲稱如果發現朝鮮准備用彈道導彈襲擊日本，自衛隊有權對其導彈基地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
2004年3月，英國首相布萊爾在演講中除了為伊拉克戰爭辯護外，呼籲聯合國修改國際法以授權進行類似「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行動。
此外，法國、澳大利亞、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繼提出了「先發制人」主張。
如此一來，「先發制人」一時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戰略主動權，不用就會損害國家利益。「先發制人」之風推動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尚武傾向，對於世界和平的長久維持顯然不是什麼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號的背後，對「威脅來源」的不同認識和判斷，反映了不同國家迥異的心理動機。比如俄羅斯認定的主要威脅是國內肆虐的恐怖主義分離勢力和北約快速的東擴步伐，其選擇是被動的；日本的理由則是幾乎不可能對其構成多大威脅的一個弱小鄰國，其選擇是主動的，顯然另有所指。比較而言，作為一個對侵略歷史沒有進行充分反省的國家，日本的這一戰略傾向更具危險性，更容易對地區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脅。
作為一種典型的「權力至上」的現實主義戰略觀，先發制人的蔓延雖不至於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勢，卻真實地映射出國際力量結構失衡狀態下大國角逐消極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國之外，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夠的能力改變它。在可預見的未來，如果美國成功實現伊拉克的「政權改造」，「先發制人」還會被炒作的更加火熱，因為美國和「盟友」會變本加厲地借「傳播民主價值觀念」之機，擴張國家權力。
先發制人戰略與中美關系
九一一以前，布希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嘗試性的，基本都是依照舊有的傳統，從大國實力競爭和防止出現「挑戰者」等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的。九一一以後，先發制人戰略的出台，標志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始由重視「傳統安全」議題轉向「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並重。由於戰略關注點的分散和復雜化，美國暫時無力大幅增加對中國的地緣壓力，在「反恐」戰爭中借重中國的一面增多。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布希明確把中國排除在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等現實敵人之外，並將中美關系歸於「大國合作」范疇。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發展的局面，美國對中國在朝鮮半島核問題和阿富汗重建進程中的表現比較滿意，布希及其的主要成員對中美合作關系大都持肯定意見。
但是，我們只能以一種審慎樂觀的態度看待「反恐」戰爭中的中美合作，因為：第一，中美整個合作進程仍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合作關系主要局限於「問題」層次，沒有也很難步入機制化軌道。受到實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國很難對周邊之外的美國行動加以有效約束或享有實際發言權。第二，特殊時期的關系緩和消解不了美國人內心深處在如何處理對華關繫上的心理矛盾。美國至今認為，中國在努力尋求美中關系穩定化的同時，將會繼續尋求機會削減美國在東亞的地區影響力；中國之所以經常「含糊」地闡述國際主張，就是想為發展國力贏得更多的時間。而且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流氓國家、武器擴散」等問題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一定的聯系，不能期望美國會在「反恐」戰爭中進一步加深與中國的合作關系。中美關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結構性的，即不管中國以何種方式崛起，美國都不會不加防範。
如果美國能夠成功解決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中美關系還能不能維持目前的良好狀態，仍是個問題。
先發制人戰略模式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一貫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張單方面動用武力來解決問題，因而也不會仿效美國，將「先發制人」納入戰略軌道。但是，我們在批判有些國家通過先發制人謀求狹隘國家利益的同時，卻不能忽視它作為理論模式的一些新穎之處。
第一，兼顧「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綜合安全思路。「國土防禦」和「先發制人」，作為九一一以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的兩大任務，實際上比較科學地將兩類安全問題、將現實需要和維持美國優勢的長遠目標結合了起來。布希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與其說是戰略目標，不如說是達到新目標的重要手段；與其說被迫行動，不如說抓住了行動的機遇。同美國一樣，中國的發展也同時面臨著「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雙重挑戰，決策者只能用一種統籌觀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問題的輕重緩急，做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決策。
第二，戰略選擇中的「前瞻性」國家利益觀念。
先發制人在新保守派那裡既是一種戰爭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種超前型思維方式，而且後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對於其他國家也存在這樣一個「真理」:只有提前預測甚至感受到安全問題的危險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準備，並在事實上節約解決成本。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亞太地區性大國中唯一沒有提出「先發制人」的國家，中國承受了更多的壓力，也更需要緩解這些壓力。以暴易暴的方式並不可取，卻也不能因此否定了這種思維方式的獨到之處。
第三，安全問題的現實主義分析起點。先發制人戰略思路，以「叢林狀態」看待國家間關系，以強大的防務保障安全，以絕對的力量優勢謀取勝利，是徹底現實主義的。美國的姿態既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也塑造了這一現實。深受美國影響的其他國家即使不承認現實主義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作為分析安全問題的出發點。當然，純粹的現實主義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強調「道德」而忽視規則，倡導「正義」卻難免「利益交換」。避免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樣的，但問題的分析起點必須是現實主義的。
先發制人戰略的前景
先發制人戰略的實施給很多國家增加了戰略壓力，美國似乎也在一日之間變成了無以約束的「暴君」，可以到處揮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國保守陣營的大多數人，傳統上並不認為美國可以濫用武力，因為「美國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像十字軍東征一樣鏟除擋在前面的每一個邪惡政權」，而是要嚴格地將「虛幻的願望」與國家利益區分開來，「審慎地」依據國家利益分配資源。共和黨保守派內部的這一分歧對行政當局的牽製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國遭遇的挫折，已經使先發制人戰略的實用性遭到質疑。溫和保守派鮑威爾在解釋該戰略時辯稱，「所謂先發制人，是針對阻嚇無法產生效應的非國家威脅如恐怖分子而言……這決不是要取代阻嚇，而是要輔助這個策略……我們的戰略並非根據先發制人理論制定……它只是一種策略和手段，還談不上什麼戰略甚至理論」。
先發制人戰略能否在未來繼續執行下去，將主要取決於以下幾點：第一，美國對伊拉克「政權改造」比較成功；第二，布希連任；第三，存在與伊拉克類似的著力點或再次發生類似於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義襲擊。這幾點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勢而言，先發制人戰略的前景、布希的個人政治命運已經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國大選的慣例，在任總統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著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誤卻肯定會導致其失分。雖然離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還有半年多，布希同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在對伊政策問題上的較量已經白熱化。
布希在伊拉克問題上走上了「不歸路」，因為他只有及時平息伊拉克的混亂局面並在大選前「順利地」從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獲得連任機會，才能將先發制人發揚下去。如果布希成功，「先發制人」戰略將會被作為重塑美國精神的「榜樣」，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問題徹底解決之前，即使美國「支持恐怖主義」的黑名單列得再長，「伊拉克模型」也不會更多地被復制。否則，布希就有可能成為第二個越戰時期的約翰遜。
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提出的對外政策主張志在「彌補布希的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戰爭給美國安全和領導地位帶來的損害」：第一，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必須首先得到國家立法的授權；第二，為盡快贏得和平，美國需要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第三，美國需要制定一項更為綜合性的「反恐」計劃；第四，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是贏得整個「反恐」戰爭的關鍵，但美國在以重建中應通過外交手段建立盡可能廣泛的聯盟（包括取得聯合國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當選，美國不會減少對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會有較大變化。
Ⅶ 網路問題
【熱心相助】
您好！教授認為您擔憂是很多國內外網友所關心的問題！主要涉及幾個方面：
美國監視、竊聽信息，主要是利用操作系統、資料庫系統和郵件等應用系統漏洞，不僅美國而且已經有多年，只是才曝光公開而已，從事有關網路安全的專家都知道。
各國、企事業機構的網路伺服器很多，一個企事業機構就有幾台伺服器，並非「伺服器總部都在美國」，也不存在「美國隨時可以斷掉某國的網」的問題，只是「監視、竊聽信息」。
我國政府、銀行等網站都是在一定安全防禦及許可權下完全開放的，我們上網、手機通訊信息等，確實存在違法國際法的「美國想看就可以看」的可能，所以，網路安全至關重要。
中國電腦安全軟體可以攔截一般的網路安全問題，國家有能力進行積極防禦技術的研究和實施，同時從國際關系、法律法規、管理和制度等方面也必須加強。
新一代的IPV6確實可以在很多方面增強網路安全防禦能力，都是還需要吸取經驗教訓，盡快從源頭上、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此類問題。
網路安全技術及管理等知識、方法和應用涉及內容較多，可以閱讀：
http://ke..com/view/6401325.htm
多謝！祝福一切順利萬事如意！
請採納。
Ⅷ 國際安全理念有多少個
總體國家安全觀包含的國際安全理念有4個。分別是：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1、共同安全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
2、綜合安全應對國內外綜合安全和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頂層運作機制，能夠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的各種力量整合在一起，充分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與創新社會治理的有機統一，有效預防與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機統一，預示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關於國家安全戰略思路的清晰化、科學化。
3、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是符合中國當前的基本國情以及面臨的安全形勢的一種安全戰略，但不應是唯一的安全戰略。這對於進一步研究合作安全問題尤其是中國和平發展問題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4、可持續安全可持續安全是一種國家安全策略。是指利用一定的措施來防範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帶來的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Ⅸ 各國通過多邊協商合作治理外部效應的主要途徑
1、在聯合國范圍內開展多邊協商合作。
依照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來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調查可能引起國際摩擦的任何爭端或局勢； 建議調解這些爭端的方法或解決條件； 制定計劃以處理對和平的威脅或侵略行為,並建議應採取的行動。
2、由個別國家或國際組織發起，多國政府參加，形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協調合作機制。
例如：氣候變化、難民、網路安全、恐怖主義等都是全球共同的挑戰，不可能靠一個國家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多邊的組織和機構集體解決，但多邊組織和機構也要適時調整來解決上述挑戰。
(9)國際關系理論視角看網路安全擴展閱讀：
多邊主義具有無差別和互利的特性
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單邊主義一般指的是一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單獨行事、不尋求他國支持和同意的理念和行為。在處理與國際組織和通行多邊規則的關系時，傾向於不受約束，是否合作視本國利益需要而定。
在處理與國際組織和通行多邊規則的關系時是積極參與和合作的取向。多邊主義不僅意味著多個國家之間的合作，且這種合作是在制訂和維護通行國際制度和規則背景下進行。
Ⅹ 國際安全理論
國際安全理論總是首先對「安全」本身的概念進行界定，雖然不同的學者對「安全」的文字定義略有不同，但是綜合起來，一般認為「安全」是一種沒有危險、沒有恐懼、沒有不確定性的一種狀態和對這種狀態的追求，同時，安全也表示一種以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使用和再生產價值的能力和與其他主體之間的一種平和的關系。
涉及安全問題的國際關系理論，從總體上說主要是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流派（朱立群，2002）。
一、現實主義的國際安全觀
現實主義的國際安全觀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國際系統的基本結構特徵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
第二，國際系統中的主要行為主體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主權國家是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
第三，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系統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只能是一種競爭關系，國家為了保障生存，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而不可能將其安全建立在別國善意的基礎上。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現實主義認為與實現各國安全緊密相關的國際秩序有兩種：一是勢力均衡；一是霸權穩定。
勢力均衡作為一種安全秩序，被現實主義視為國際政治中必然的和唯一的結果，對於保持國際社會的穩定是必不可少的。按照現實主義的說法，均勢在歷史上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並不是兩個孤立國家之間的均勢，而是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同另一個聯盟之間的關系。「勢力均衡的邏輯經常導致國家間針對共同敵人的結盟與合作。」聯盟導致的合作是現實主義非常肯定的一種理性合作。在現實主義眼裡，均勢體系中的合作並未改變國際關系沖突的本質，因為聯盟的合作是各國為了自身利益而進行的相互利用，是與針對第三方聯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權力的分布和權力的競爭關系，是勢力均衡的需要。一旦共同的敵人消失，安全合作也就不復存在了。合作中形成的制度或機制，也是國家以力量分布現狀為基礎根據自身利益所進行的討價還價的結果。
霸權體制在現實主義看來也能帶來穩定並進而給主權國家帶來相對的安全。但霸權穩定與均勢穩定不同，均勢的目的除了保持體系的穩定外，還力求保存體系內的主權國家的獨立和完整；而霸權的穩定，則允許霸權國家破壞和侵犯其他主權國家的利益和權利，凌駕於別國之上。由於霸權國地位的維持與整個國際系統的穩定聯系在一起，因此，國際系統的穩定往往符合霸權國的根本利益。為此，霸權國願意向國際社會提供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國際系統均衡所需要的公共產品，霸權的實力也為國際安全和秩序的穩定提供必要的保障。與此同時，霸權國家的政策在給自己帶來好處的同時，也使那些期望並能夠利用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的國家得到好處，並使這些國家願意接受霸權的領導。
二、自由主義的安全觀
自由主義安全觀是與現實主義截然相反的一種安全秩序的理論。它主要闡述了以下觀點：
1.集體安全理論
「集體安全」是自由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安全秩序觀之一。集體安全主義認為：世界各國人民在飽受戰爭之苦以後，已經普遍相信世界和平是值得付出努力去追求的，任何地方發生的侵略都是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各國願意努力維護現狀，從而維持世界的穩定。各國相信維護現狀也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並堅信集體安全體系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集體安全」理論的基本假設是「以眾對一」，即認為任何侵略行動都將遭到其他力量的聯合反擊，它反對所有的侵略行徑。另外集體安全還假定，被侵略者總是能夠獲得集體安全組織其他成員國的支持和幫助，因而擁有比侵略者更大的力量。集體安全理論提出的最重要的規范是要求各國放棄使用武力來改變現狀。集體安全還認為，國家之間應該互相信任，這是集體安全體系發揮作用的根本保證。
2.國際制度理論與合作安全
這一理論提出，在相互依存時代，自私、理性的國家行為體有可能通過合作實現自身利益，制度可以為國際合作架設橋梁，使合作穩定有效。所謂國際制度是「在國際關系中各國政府一致達成的與特定相關問題聯系的帶有明確規則的制度」。其功能主要表現在：第一，制度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強透明度，減少合作者對合作夥伴的擔心，克服因市場失靈而帶來的困難，從而使行為體願意合作，並通過合作獲得帕累托最優解。第二，制度可以提供懲罰功能，對於行為體的欺騙行為給予懲罰，使其收益低於成本。
3.民主和平、仁慈霸權與安全共同體
民主就是和平、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作為國際安全的一種重要理論，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並且日益完善和發展，到90年代已成為一種強勢理論。民主和平論的基本觀點是：民主國家很少或基本上不與其他民主國家發生戰爭；民主國家的戰爭行為都是與非民主國家之間進行的；民主國家的數目越多，世界永久和平的希望越大。
與自由主義流派密切關聯的「安全共同體」理論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尤其是90年代呈上升的趨勢。一般說來，安全共同體理論有三個特點：
第一，一個共同體的成員通常在身份、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方面享有共識。
第二，同一共同體的成員國在許多方面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們之間的相互交往不局限於特定的或孤立的領域，交往方式也並非是間接的；
第三，共同體通常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一種反映利益互惠，甚至被理解為一種義務和責任的利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