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美國先發制人戰略對全球網路安全有何影響
析美國先發制人戰略
先發制人戰略是喬治?W?布希任內國家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美國為消除九一一恐怖陰影做出的帶有激進風格的戰略選擇，又是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擴張的相對「理性」手段。自從一年前美國將伊拉克作為先發制人的第一個試驗場開始，該戰略的命運就已經與伊拉克局勢的發展以及布希的個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國總統選戰剛剛進入白熱化階段，先發制人能否繼續成為下一屆的戰略選擇，仍是個未知數。但是，它對現有國際秩序造成的沖擊已經十分明顯。
作為一種指導美國「反恐」行動的軍事戰略，「先發制人」是指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支撐，以國家核心利益為尺度，以絕對安全為目標，採取一種超前性和進攻性的戰略態勢，在恐怖主義勢力和「敵對國家」對美國產生實質性威脅前將之摧毀。該戰略的出台並非偶然，而是在布希一面對阿富汗「反恐」戰爭進行總結，一面對國內、國際安全環境重新評估的過程中，逐漸醞釀而成的。它與「國土防禦」內外結合，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布希任內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先發制人戰略自提出至今已近兩年，在其指導下的美國對外軍事干涉行動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但這些行動給美國國家利益以及世界政治帶來的深刻影響已經開始明朗化。本文試圖從心理淵源、理論基礎、干涉模式等多方面對先發制人戰略重新進行系統化解析，以求得出一些理解該戰略的新思路。
先發制人戰略的心理淵源
先發制人戰略是產生於特殊社會氛圍，帶有激進風格的一種軍事戰略。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美國人心中的「恐怖陰影」和「帝國夢」相互摻雜的外在表現。
被喻為美國歷史上又一次「珍珠港」的九一一事件，帶來了美國正常社會節奏的紊亂。恐怖氣氛之下，美國經濟一度連續季度負增長，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跌至自30年代大蕭條的最低位，航空、旅遊、保險等行業所受打擊更無法用數字估量；美國社會的政治氣氛也開始安全化，「美國情結」無處不在。
由此，「國土不安全」，「恐怖主義的威脅尤其捉摸不定」，「對自由的最大威脅在於極其危險的激進主義與技術的結合」等這些社會共同的心理感覺，也就不可避免地作為主要結論反映在布希國家安全環境評估中，這在冷戰後美國歷史上還是首次。在這樣一種氛圍下，越是擺出堅決（甚至極端）的姿態，就越會得到國內民眾的支持。九一一後，有關國土防禦、增加防務開支，甚至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提案在美國國會幾乎都得以高票通過，就是典型的例子。
可以認為，面對九一一這樣的問題，無論哪位總統在台上執政，恐怖主義問題和「反恐」機制建設都會成為戰略重點，美國都很有可能進行對外干涉。不同的是，作為保守理念忠實信徒，布希的先發制人戰略更具「預防性攻擊」特色。
「反恐」一時成了全民性的任務，卻並沒有動搖美國人在後冷戰時期對帝國理想的追求——確保和利用「獨大」地位，用西方民主理念和價值觀改造世界，建立「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因此，布希一直堅持的「反恐」口號是「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而戰」，目標則是打擊恐怖主義，並「鍛造有利於美國的新型的國際關系，並以適應新世紀需要的方式重新定義舊有模式。從這一點講，布希戰略的先發制人戰略與老布希-柯林頓時期的美國國家戰略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手法」變換而已。
柯林頓時期積累的豐厚經濟遺產，為先發制人戰略提供了強大的實力支撐，使布希更有信心和理由「主動出擊」。柯林頓以成功的經濟政策「打造」了以知識與信息經濟為中心的「新經濟」，使美國經濟保持近十年的繁榮。到2000年財年，美國GDP佔世界總量的比重達到了33%，而柯林頓以前的20年，除個別的年份外，這一比重一直保持在23%-25%的水平上。這樣，即使布希時期美國的軍費開支屢創新高，美國的國防投入佔GDP的比例也沒有高到影響經濟發展的程度。
先發制人戰略的理論基礎
與冷戰後美國舊有國家戰略相比，先發制人戰略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擴張而言，沒有缺失多少「理性」成分。它的出爐並非是「篤病亂投醫」、一蹴而就，而是有堅實的立論基礎的。里根時期鼎盛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思想，在柯林頓時期卷土重來，並在布希上台後再次成為美國外交的行動指南。
新保守派是美國保守陣營中在外交政策領域極為活躍的一支力量。它的外交理念因共和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取得國會領導權，而增強了對美國外交的影響力度。在國會的作用下，柯林頓外交戰略中「過於相信」多邊主義和「四面出擊」兩大「錯誤傾向」逐步被糾正，現實主義國家利益觀得到了更多重視。比如，柯林頓受壓之下逐步減少了對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支持力度，放棄了自由派倡導的低投入政策，離任前美國的防務預算已接近於冷戰結束初期的水平，NMD研發獲得的撥款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即便如此，新保守派仍認為，老布希-柯林頓時期的美國一直沉湎於「戰略間歇期」，從道德到戰略，全方位向敵人繳械；柯林頓以放任自流或逃避的方式放棄了美國世界責任；美國的軍事實力因防務開支的過分削減而到了不足以應對未來挑戰的程度。
新保守派在2000年大選前為柯林頓以後的美國對外戰略作了如下設計：第一，重新拾起里根時期引導美國走向冷戰勝利的那些「非常規」教義，繼續開展 「保衛和擴展」國際秩序的行動，而不是消極地等待向美國價值觀提出挑戰的新「納粹政權」的出現。第二，美國積極追求領導權的過程中，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敵意，反對者有可能與其他「獨裁政權」或「流氓國家」組成戰術聯盟，或者試圖分化美國的盟國。但這是美國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是美國力量外化不可逃避的形式。第三，如果想訴諸武力解決問題，就不能半途而廢，就應把外交和軍事行動進行得更徹底和有效。比如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不能僅像海灣戰爭中一樣，把戰爭目標局限於解放科威特，而是應該徹底鏟除薩達姆獨裁政權，直至與美國友好的新政權得到鞏固。
由此看來，「先發制人」並非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布希的當選使保守主義思想彰顯，九一一事件使孤立主義銷聲匿跡，新保守派的對外干涉理念得到全面貫徹而已。
先發制人戰略的伊拉克方式
阿富汗「反恐」戰爭基本上是美國對於九一一事件的應急性反應，但是通過這次戰爭，美國不僅成功地展示出超強的軍事力量，而且牢牢地控制了全球反恐規則的制定權。為鞏固和擴大「反恐」成果，布希迅速將伊拉克選為下一個打擊目標，並為此進行了長時間的國內、國際動員。可以說，先發制人戰略模式的成型和伊拉克戰爭對象的選擇是一個決策過程的兩個結果，前者為後者提供了理論指導，後者是前者的第一次驗證。因而，美國在伊拉克的外交實踐和軍事行動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先發制人樣本。
列入美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支持恐怖主義」黑名單的國家不少，布希卻把薩達姆政權第一個挑出進行先發制人軍事打擊，其原因在於：美國在伊拉克經濟資源訴求不小於安全訴求；伊拉克處於「無賴國家」和中東地區的地緣核心區域，戰爭具有更明顯的示範效果；伊拉克處於大國地緣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邊緣地帶，戰爭不易引起其他大國的過分緊張；薩達姆對國內的獨裁統治使美國公眾對之好感甚少，有利於美國國內的戰爭動員；美國擁有海灣戰爭的歷史經驗，而且遭受十餘年經濟制裁的伊拉克國力更加虛弱；對伊拉克的「遏制」和「聰明制裁」機制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沒能「阻止其秘密武器的生產，對巴勒斯坦恐怖主義提供資助，或成為不穩定之源」。這些獨特性使美國的決策者對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收益預期大大高於成本預期，新保守派激進但不失「理性」的戰略目標選擇方法可見一斑。
美國以近乎輕松的方式完成了對伊拉克的軍事佔領，薩達姆政權徹底垮台。美國在戰略層次獲得了如下好處：其一，世界「獨大」地位再次得到有效印證。戰前美國的單邊主義與霸權意識已顯露無疑，俄法德中等大國對此強烈反對。但在戰爭結束後，為了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利益不被邊緣化，法俄德等反對者不得不爭相與美國修好。當然，這是大國關系的復雜性使然。一個明顯的結論卻是，美國的意願是不能怠慢的。其二，通過對伊拉克石油資源的控制，贏得了經濟利益和戰略主動權。控制了中東的石油資源就相當於控制了其他國家經濟的命脈。無論對伊軍事佔領要耗費多少國力，無論2004年大選後誰上台執政，美國都不會放棄在伊拉克既得的經濟利益。其三，通過軍事行動重塑中東政治版圖的努力，對「無賴國家」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伊戰後，被美國列入 「邪惡軸心」和「無賴國家」黑名單的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以及朝鮮，都先後明示出不同的妥協姿態，盡管其含金量仍要以美國能否最終「擺平」伊拉克這一標准來衡量。此外，戰爭沒有對經濟復甦造成多少負面影響，美國經濟基本擺脫了九一一事件的消極影響。
先發制人戰略從理念、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對冷戰後美國對外戰略的傳統模式進行了「揚棄」或「改良」，似乎引導美國外交走上了一條全新道路。但從美國在伊拉克的實際操作來看，該戰略一些先天的、無法克服的缺陷也顯露無余：
第一，過分依賴軍事手段與恐怖主義「擴大化」
布希認為，由於「恐怖勢力和那些『心照不宣』地為之提供幫助的國家之間沒有任何區別」，美國只能通過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深入敵國遏制恐怖主義的蔓延，也只有這樣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恐怖主義問題。這一邏輯不僅打破了美國外交一貫的「超脫於外，平衡獲益」的歷史傳統，而且錯解了恐怖主義產生的真正根源，錯用了「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在國家間層次，軍事方法是決定性的，它可以顛覆一個政權，甚至使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版圖上永遠消失；但恐怖主義與其說是政治性命題，不如說是經濟、社會問題在政治領域的集中表現，其解決方法只能是綜合性的。
由於認識的偏頗和方法選擇的不當，美國的軍事行動輕而易舉地「鏟除」了薩達姆政權，卻也激發了恐怖主義的「潛力」。一些小盟國撤軍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並不是致命的，可怕的是，佔領軍不得不同時應對來自於地方武裝和恐怖分子的「混雜威脅」。美國提出的「中東民主共同體」計劃，也引起了阿拉伯國家的疑慮和不安，加劇了該地區的政治動盪，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國內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增長。美國遭遇這些的原因，與其說是布希和新保守派沒有為「建立友好政權」做好准備，毋寧說先發制人戰略從開始就含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成分。
第二，「鞏固和強化與盟國關系」與自由選擇多邊主義
先發制人戰略雖然客觀上也需要盟友的支持，但是布希一直沒有將二戰以來的「盟國一致」原則當作美國軍事行動的決定性因素。而且，阿富汗「反恐」戰爭對美國行動正義性和國際號召力的「成功」驗證，使布希對伊拉克戰爭的勝利信心十足。
以美國的實力和地位，它和主要盟國的關系不會因為一兩次分歧而走向破裂，但是從伊拉克戰爭來看，這些分歧對美國利益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視：其一，行動中盟友反對者的掣肘和行動後相互妥協的高成本，使美國不能充分實現其行動前的戰略目標；其二，盟友反對者的獨立傾向受到刺激，從長遠講不利於美國「一極」統治的實現；其三，盟友支持者會因反對者的存在提高要價，美國只能做出更多的讓步；其四，盟友間也需要「大國一致」，一些較小的盟國可以「搭車」，卻很難在關鍵時刻提供可靠的幫助。
如果今後美國仍以伊拉克方式繼續實施先發制人戰略，那麼布希一邊「鞏固和強化與盟國關系」，一邊追求行動自由的「盟國戰略」，很可能會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新保守派設計的「自由選擇多邊主義」，即「根據不同的外交問題，選擇不同的盟友支持」的理論，做起來比說起來難得多。
第三，繞開聯合國的軍事行動與借重聯合國的治理進程
在伊拉克問題上，聯合國充當的「配角」角色以及一些小國向強權靠攏的「自我保護意識」，皆彰顯出既有國際機制在維持世界秩序方面的無效和無力；而重建工作的回歸卻又證明聯合國仍擁有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正統性，美國依然需要聯合國來加強其「軟力量」。戰時美國可以單獨行事，但在戰後沒有聯合國對其合法性的追認，就難以成事。這些事實也顯示出「先發制人」戰略本身蘊含的一組矛盾，即美國的單邊行動與「多邊理想」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美國霸權的最終目標是建立美國主導下的多邊體制，通過「制度」與「力量」的結合來維持世界體系的穩定。這也是美國自認為優於以往任何帝國霸權之處。新保守派一方面強調「力量」的擴張及其效能，把聯合國貶低為「世界官僚主義組織」，另一方面卻也要讓美國的行動為「自由國家」樹立榜樣，依靠美國的「道德優勢」和「善性本質」來維持領導地位。在伊拉克方式中，這種榜樣是很難樹立的，因為「自由選擇多邊主義」干擾了美國與盟國關於「民主共同體」觀念的共識。長此以往，美國會因小失大。
先發制人戰略的國際影響
美國先發制人戰略的提出和實施，破壞了現有國際秩序的穩定性和多邊機制的有效性，也給新世紀國家間良性關系的建立和發展帶來了陰影。伊拉克戰爭之外最令人擔憂的是，先發制人戰略作為一種模式近兩年來正在像毒菌一樣，在一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和比較活躍的地區行為體中間蔓延開來。這些國家也在像美國一樣，擺出強勢姿態，明確打擊對象，加強軍事准備：
2003年11月，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如果「先發制人」使用武力的原則在國際實踐和國際生活中得到確立，為捍衛本國的國家利益，俄羅斯將保留「先發制人」使用武力的權利。
2004年3月，日本防衛研究所發布年度《東亞戰略概觀》，明確提出日本自衛隊應確立先發制人戰略的觀點，聲稱如果發現朝鮮准備用彈道導彈襲擊日本，自衛隊有權對其導彈基地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
2004年3月，英國首相布萊爾在演講中除了為伊拉克戰爭辯護外，呼籲聯合國修改國際法以授權進行類似「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行動。
此外，法國、澳大利亞、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也都相繼提出了「先發制人」主張。
如此一來，「先發制人」一時成了「世界潮流」，似乎用之就是抓住了戰略主動權，不用就會損害國家利益。「先發制人」之風推動了整個國際社會的尚武傾向，對於世界和平的長久維持顯然不是什麼好事。而且，在共同「反恐」旗號的背後，對「威脅來源」的不同認識和判斷，反映了不同國家迥異的心理動機。比如俄羅斯認定的主要威脅是國內肆虐的恐怖主義分離勢力和北約快速的東擴步伐，其選擇是被動的；日本的理由則是幾乎不可能對其構成多大威脅的一個弱小鄰國，其選擇是主動的，顯然另有所指。比較而言，作為一個對侵略歷史沒有進行充分反省的國家，日本的這一戰略傾向更具危險性，更容易對地區乃至世界秩序造成威脅。
作為一種典型的「權力至上」的現實主義戰略觀，先發制人的蔓延雖不至於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勢，卻真實地映射出國際力量結構失衡狀態下大國角逐消極的一面。可悲的是，除美國之外，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夠的能力改變它。在可預見的未來，如果美國成功實現伊拉克的「政權改造」，「先發制人」還會被炒作的更加火熱，因為美國和「盟友」會變本加厲地借「傳播民主價值觀念」之機，擴張國家權力。
先發制人戰略與中美關系
九一一以前，布希的對外政策主要是嘗試性的，基本都是依照舊有的傳統，從大國實力競爭和防止出現「挑戰者」等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的。九一一以後，先發制人戰略的出台，標志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始由重視「傳統安全」議題轉向「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並重。由於戰略關注點的分散和復雜化，美國暫時無力大幅增加對中國的地緣壓力，在「反恐」戰爭中借重中國的一面增多。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布希明確把中國排除在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等現實敵人之外，並將中美關系歸於「大國合作」范疇。至今，中美合作框架基本保持的了良性發展的局面，美國對中國在朝鮮半島核問題和阿富汗重建進程中的表現比較滿意，布希及其的主要成員對中美合作關系大都持肯定意見。
但是，我們只能以一種審慎樂觀的態度看待「反恐」戰爭中的中美合作，因為：第一，中美整個合作進程仍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合作關系主要局限於「問題」層次，沒有也很難步入機制化軌道。受到實力等多重因素的限制，中國很難對周邊之外的美國行動加以有效約束或享有實際發言權。第二，特殊時期的關系緩和消解不了美國人內心深處在如何處理對華關繫上的心理矛盾。美國至今認為，中國在努力尋求美中關系穩定化的同時，將會繼續尋求機會削減美國在東亞的地區影響力；中國之所以經常「含糊」地闡述國際主張，就是想為發展國力贏得更多的時間。而且在美國人的心目中，「流氓國家、武器擴散」等問題或多或少都與中國有一定的聯系，不能期望美國會在「反恐」戰爭中進一步加深與中國的合作關系。中美關系的主要矛盾仍是結構性的，即不管中國以何種方式崛起，美國都不會不加防範。
如果美國能夠成功解決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中美關系還能不能維持目前的良好狀態，仍是個問題。
先發制人戰略模式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一貫奉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張單方面動用武力來解決問題，因而也不會仿效美國，將「先發制人」納入戰略軌道。但是，我們在批判有些國家通過先發制人謀求狹隘國家利益的同時，卻不能忽視它作為理論模式的一些新穎之處。
第一，兼顧「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議題的綜合安全思路。「國土防禦」和「先發制人」，作為九一一以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的兩大任務，實際上比較科學地將兩類安全問題、將現實需要和維持美國優勢的長遠目標結合了起來。布希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與其說是戰略目標，不如說是達到新目標的重要手段；與其說被迫行動，不如說抓住了行動的機遇。同美國一樣，中國的發展也同時面臨著「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雙重挑戰，決策者只能用一種統籌觀念，才有可能分清不同問題的輕重緩急，做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決策。
第二，戰略選擇中的「前瞻性」國家利益觀念。
先發制人在新保守派那裡既是一種戰爭模式(preemptive war)，也是一種超前型思維方式，而且後者比前者重要的多。對於其他國家也存在這樣一個「真理」:只有提前預測甚至感受到安全問題的危險性，才能早作打算，早作準備，並在事實上節約解決成本。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亞太地區性大國中唯一沒有提出「先發制人」的國家，中國承受了更多的壓力，也更需要緩解這些壓力。以暴易暴的方式並不可取，卻也不能因此否定了這種思維方式的獨到之處。
第三，安全問題的現實主義分析起點。先發制人戰略思路，以「叢林狀態」看待國家間關系，以強大的防務保障安全，以絕對的力量優勢謀取勝利，是徹底現實主義的。美國的姿態既反映了當今國際政治的現實，也塑造了這一現實。深受美國影響的其他國家即使不承認現實主義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也只能以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作為分析安全問題的出發點。當然，純粹的現實主義方法有其弊端，比如強調「道德」而忽視規則，倡導「正義」卻難免「利益交換」。避免這些弊端的方法可以是多樣的，但問題的分析起點必須是現實主義的。
先發制人戰略的前景
先發制人戰略的實施給很多國家增加了戰略壓力，美國似乎也在一日之間變成了無以約束的「暴君」，可以到處揮舞大棒。但是，新保守派以外美國保守陣營的大多數人，傳統上並不認為美國可以濫用武力，因為「美國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像十字軍東征一樣鏟除擋在前面的每一個邪惡政權」，而是要嚴格地將「虛幻的願望」與國家利益區分開來，「審慎地」依據國家利益分配資源。共和黨保守派內部的這一分歧對行政當局的牽製作用不易低估。比如，伊拉克重建中美國遭遇的挫折，已經使先發制人戰略的實用性遭到質疑。溫和保守派鮑威爾在解釋該戰略時辯稱，「所謂先發制人，是針對阻嚇無法產生效應的非國家威脅如恐怖分子而言……這決不是要取代阻嚇，而是要輔助這個策略……我們的戰略並非根據先發制人理論制定……它只是一種策略和手段，還談不上什麼戰略甚至理論」。
先發制人戰略能否在未來繼續執行下去，將主要取決於以下幾點：第一，美國對伊拉克「政權改造」比較成功；第二，布希連任；第三，存在與伊拉克類似的著力點或再次發生類似於九一一事件的恐怖主義襲擊。這幾點是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的。
就目前局勢而言，先發制人戰略的前景、布希的個人政治命運已經和伊拉克重建的步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按照美國大選的慣例，在任總統外交政策的成功不一定意味著得分，而外交政策的失誤卻肯定會導致其失分。雖然離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還有半年多，布希同民主黨候選人克里在對伊政策問題上的較量已經白熱化。
布希在伊拉克問題上走上了「不歸路」，因為他只有及時平息伊拉克的混亂局面並在大選前「順利地」從伊拉克「全身而退」，才有可能獲得連任機會，才能將先發制人發揚下去。如果布希成功，「先發制人」戰略將會被作為重塑美國精神的「榜樣」，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問題徹底解決之前，即使美國「支持恐怖主義」的黑名單列得再長，「伊拉克模型」也不會更多地被復制。否則，布希就有可能成為第二個越戰時期的約翰遜。
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提出的對外政策主張志在「彌補布希的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戰爭給美國安全和領導地位帶來的損害」：第一，美國的對外軍事行動必須首先得到國家立法的授權；第二，為盡快贏得和平，美國需要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第三，美國需要制定一項更為綜合性的「反恐」計劃；第四，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是贏得整個「反恐」戰爭的關鍵，但美國在以重建中應通過外交手段建立盡可能廣泛的聯盟（包括取得聯合國的支持）。可以肯定，如果克里當選，美國不會減少對外干涉，但其策略和手段會有較大變化。
⑵ 網路安全法維護了以下哪些利益與權益
相關義務
1、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設立用於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製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等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不得利用網路發布與實施詐騙，製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以及其他違法犯罪活動有關的信息。
2、網路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並經被收集者同意。
3、網路運營者為用戶辦理網路接入、域名注冊服務，辦理固定電話、行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布、即時通訊等服務時，用戶不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應當拒絕提供相關服務。
4、網路產品、服務的提供者不得設置惡意程序；發現其網路產品、服務存在安全缺陷、漏洞等風險時，應當立即採取補救措施，按照規定及時告知用戶，並向有關主管部門報告。
相關權利
1、個人發現網路運營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或者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其個人信息的，有權要求網路運營者刪除其個人信息；發現網路運營者收集、存儲的其個人信息有錯誤的，有權要求網路運營者予以更正。
2、從事網路安全相關行業的企業可以考慮申報國家項目資助，可以提升企業服務水平，便於承接政府和企業購買的社會化服務。
3、各類院校也可以積極申報網路安全人才培養專業，申請相關的課題，加入到國家網路安全促進的戰略裡面來。可以預計，網路安全產業將會迎來大發展，機遇不斷。
⑶ ＂通俄門＂會如何擾動中美網路安全合作
自特朗普正式簽發網路安全總統行政令後，8月9日將是第一個至關重要的時間節點。在那時，需要完成的任務包括，形成一份全政府范圍的網路風險管理報告；提出一份計劃，通過「共享服務」的方式實現聯邦信息系統的現代化；形成一份國際合作與強化（網路）威懾的戰略文件；在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領域落實「市場透明」的途徑等。以美國商務部國家技術標准局（NIST）、國土安全部、國防部等為代表的機構正在為達成這些目標積極開展各項工作。較之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網路安全戰略具有鮮明的特色。根據2017年5月發布的2018財政年度預算案來看，國土安全部、國防部成為了重點與核心。從傳承來看，這個舉措再度向小布希政府2006-2008年推出的全面國家網路安全倡議（CNCI）回歸，受到奧巴馬政府偏愛的司法部，特別是聯邦調查局則再次遭遇冷落。
從宏觀戰略層面看，中美網路安全關系的總體方向還是十分穩定的，但在具體議題領域必須做好應對新一輪不確定性的沖擊和挑戰。